乾隆十三年

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不过是为了争取“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以上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
  清代政治史之我见
  大约两年之前，我在清史研究所全所会议上提出，清代“政治史研究”应作为清史所的“主导方向”，当作一面“大旗”来打（针对以前的“近代史研究所”与“边疆民族研究所”之讥）。
  2010年，清史所终于召开了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这是一件好事。但通过这次会议，也发现对“清代政治史”的内涵，还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有必要大家一起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参见有关会议评价的博客）。[1]
  一、从“宽严之辩”说起（一脉相承回复到萧一山的老路）·乾隆朝的阶段划分——乾隆十三年  如果说以前曾有一个政策进取和政府加强时期的话，乾隆十三年以后，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呢？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
  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等等。
  “收敛”的这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尽管它表示的只是一种“权谋政治观”。
  二、儒家的“宽仁之治”（乾隆皇帝的表述）“宽”字的不同涵义“宽严之辩”的解释偏差“回向三代”粮政事件  实际上，乾隆初期并不是一味从宽，只宽不严的。比如，处死曾静、张熙，比乃父要“严”；在扩大仓储上，更有许多地方“严”过了以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谕：
  “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
  摆明是有其“严”的一面，并申明必要时还须用“严”。
  所以乾隆皇帝常常使用“宽严相济”的词语。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上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乾隆元年三月上谕：“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传》云：不密害成”，以及“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
  不过，这样的“宽严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宽政”，已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在《经筵御论》里，皇帝写道：
  “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敏信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为首，……《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敷政宁人之本哉？”
  因此所谓“宽”的对立物也不一定是“严”。
  从这一角度说，皇上从来没有改变他“宽”的初衷，这特别表现在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处理上。《啸亭杂录》：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
  乾隆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乾隆五十年，各省荒旱赈恤，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甚至超过乾隆八年两江大灾所用数量（参见吕瑞峰论文）。
  就此而言，“收敛”只是一个“顿挫”，不宜把它作随意的解释。儒家的宗旨是“养教兼施”、“先养后教”，因此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养”上，其后就转入到“教”上去了。
  “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如何评价清朝的历史，特别是政治历史，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进展，愈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简单。为此我曾在大清史会议上说，如果用三千年的长度来看历史，乾隆朝最突出的一件大事，或许就是“统一”；换作二千年的长度，也许就是“盛世”；但如果写“编年史”，近距离观察（接近现场），恐怕就不是这些了。因为自始至终，乾隆皇帝都没把这些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2]自乾隆初政，他所追求的不是别的，正是“回向三代”，即追求儒家传统政治理念的最高理想。乾隆皇帝为什么提起这一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到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此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谋主”？与前代（汉、宋）有所不同，这次行动显然并非由臣下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策动者”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如杨名时、方苞、蔡世远等）？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两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党、鄂（尔泰）党一类区分所能说明的了。
  乾隆初“回向三代”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当日的重中之重正是粮政上的新举措。中国古代实行“井田制度”，按《周礼》解释，于每家有田一份之外，还有所谓“保息”等救济制度，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而“遗人”一职，专掌施惠、恤养、赈济之事，更直接与粮政与赋役的均平有关。清代不复可能恢复井田，实施粮政新措施的目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
  这些，哪里是所谓“宽严之辩”所能包容的呢？
  三、“新清史”从外而内“国际关系”的视角（同学不宜）“国家主义历史学”满洲统治的异质性文化信仰及意识形态迎合小民—力压士大夫薙发圈地（皆异于中国传统）限田及减轻地租（非阶级问题）自身利益高于一切准政党特性“两张皮”（孰居主次之无谓）清史研究所的“非受迫性失误”
  清人仅仅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其有关努力仅仅是出于儒家的政治理念吗？
  我在伦敦大学会议论文中写道：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它来自于北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挟带着异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以少数征服多数，君临了中国。从表面看，它像似中国传统，却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带有着“国际背景”。它到底是什么？过去，常把它解释为“民族矛盾”、“野蛮落后”，恐怕也不尽然，或许我们应一步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性质”。所谓“清朝统治者”，已有几分接近于“现代政党”。在一般所说的清人受到“汉化”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到这一“外来者”的“异质性”和它的主动“侵略性”。
  有了新的眼光，我们不难发现，发起“均田”“限田”建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铁杆”，大多都是满人。如不肯与同僚“会稿画题”的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与用事大臣动色争于上前”的漕运总督顾琮，皆为满洲镶黄旗人。而采取反对意见的，则汉人为多。联想到清代初年的“改衣冠”，以及在华北的“圈地”，对汉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无忌惮的掠夺，可以说，满人对汉人的那套东西，是很“不以为然”的。经常按照自己的某种利益（或其“理想”），“不尊重”，甚至“践踏”它。在这里，说清朝统治者是什么“（地主）阶级”的代表，恐怕并不妥当。他们自有自己的另外一套，与其说这是一种“阶级”或“民族”行为，不如说是“政治”行为，甚至可以说接近一种“准政党”行为，可能更为妥帖。
  同时，在劝减田租的一轮提议中，提督永常是满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抚雅尔图是蒙古镶黄旗人，再加上皇帝本人，也几乎没有一个汉人。[3]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比较强调清政府的“正面贡献”，现在看来，也不应该忽视以下一些问题，如昔日学者孟森认为，清人存在迎合社会以博取民心、巩固统治的心理。朝鲜使臣朴趾源曾说，清人之失，在其“私心”：
  “清人入主中国……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其心以为，天下之小民，薄其赋敛则安矣……但天下之士大夫顾无可安之术，则估尊朱子之学大慰游士之心。……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
  似乎清人统治天下，皆为一种“术”之运用，且有“阴”、“显”的两个层次，无论是“尊朱子”，还是“薄赋敛”，并不是像他自己所标榜的样子。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在“南巡”中，才能看清楚满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