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易中天 清算品三国

加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加以袁氏受天命应该称帝，祥瑞的征兆非常明显)。今君拥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论强大和德高望重，没有人能与之相比)。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曹操想要扶助衰弱的汉朝，拯救快要灭亡的朝廷，怎么能办得到呢？)”这大约是袁术的让位诏书的节录，从这里也只能看出让的是帝号，并没有涉及到转让传国玺的问题。 
  袁术北上未成，中途死去。如果袁术的设想能够实现，他在让帝号的同时，还应该让出皇帝的御玺。如果传国玺还在他的手里，也许会一并让给袁绍。但最重要的还是让帝号，所以我们在史书中还没有看到让传国玺的明确说法。   
  28 貂蝉的来历   
  “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司徒王允联合吕布发动宫廷政变，谋杀了董卓。这件事情，在《三国演义》里面说是王允施了美人计和离间计。这当然是小说家言，貂蝉这个人也是元代的戏剧家编出来的。元代杂剧《连环计》说：貂蝉姓任，是任昂的女儿，名叫红昌，因为在宫里管貂蝉冠，所以叫貂蝉。”(《品三国》62页) 
  易中天断言：“貂蝉是元代戏剧家编出来的”，此说不妥。我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 貂蝉的名字虽然不见《后汉书》和《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引诸书，但她的原型是存在的。《后汉书》和《三国志》都说：董卓有一个侍婢(又作傅婢，就是陪房丫环)与吕布私通，吕布“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是他杀董卓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件事易书中也提到了。 
  第二，有一部叫做《汉书通志》的佚书，其中有一条记载说：“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刁蝉，就是貂蝉，古代刁、貂二字通用，刁、貂为一姓。《通志·氏族略》说：刁氏，齐大夫竖刁之后。《风俗通》说：齐襄王时有貂勃，貂氏是貂勃之后。 
  总之，貂蝉可能确有其人，根据上面所引佚书的说法，她最初是由曹操献给董卓的。元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作者佚名)在原来貂蝉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情节有了许多改动，后来《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又作了进一步的改编，用易中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形象”变成了“文学形象”，尽管情节迭有变化，但董卓、吕布、貂蝉的三角关系以及吕布因此而杀董卓的基本情节并没有改变。总之，貂蝉是有来历的，并不是元代戏剧家凭空编造出来的。   
  29 谁是大将军？   
  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元年(公元196)，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大将军，袁绍很不满意，于是曹操只好把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 
  这事在易书第67页有记载。易书在下面又叙述了建安三年(公元198)的一件事：袁绍让曹操杀死了前太尉杨彪、少府孔融等人，曹操没有照办(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易书写道：“不过，袁绍这么一闹，也让曹操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以为你掌握了个小皇帝，当了个大将军，天下就是你的了。没有的事！”(《品三国》68页)前面已经申明曹操把大将军之职让给袁绍，怎么过了两年，还说曹操“当了个大将军”？这时究竟谁是大将军？真把人闹胡涂了。   
  30 沮授未曾见利忘义   
  关于对待皇帝的态度问题，易中天认为：曹操方面主张“奉天子”，袁绍方面主张“挟天子”，二者有高下之分，本质不同。其实，这只是易中天的主观想法，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现在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易中天分析了曹操方面的荀彧和袁绍方面的沮授对于皇帝问题的主张，作出结论说：“如果比较一下荀彧和沮授的说辞，则品位和格调的高下就一目了然。荀彧着眼于“义”，沮授着眼于“利”。荀彧始终紧扣一个主题：捍卫现任皇帝，就是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大义”。沮授则反复强调一个策略：掌握现在皇帝，就能拥有政治资本，这是“大利”。”(《品三国》73页)事实果然如此吗？我们先看一看沮授的说辞：“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三国志·袁绍传》)沮授何曾不讲“忠义”？ 
  又：当初袁绍出兵时，沮授表示反对。他说：“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兵义无敌，骄者先灭。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三国志·袁绍传》引《献帝传》)短短的30余字，就出现了三个“义”字：一则曰：“谓之义兵”；二则曰：“兵义无敌”；三则曰：“于义则违”。谁说沮授不讲“义”？ 
  再有上引之《献帝传》，记载了沮授与郭图、淳于琼的论辩之辞，沮授说：“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 
  沮授所说的“至义”，与荀彧所说的“大义”，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恐怕“至义”比“大义”层次反而更高一些。 
  易中天说沮授强调“大利”，但我们从有关资料中，始终没有发现沮授在什么地方谈过“大利”。他只是谈过“大计”，就是策略方针。再者说：孟子说“王何必曰利”，那是迂腐的观点，哪个政治军事集团不考虑本集团的利益？易中天所说的几个不同版本的《隆中对》，不都是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的吗？无论是曹操集团也好，袁绍集团也好，骨子里都离不开一个“利”字，只是都把“义”挂在口头上罢了。我不认为谈“利”就一定庸俗，谈“义”就一定高尚；我只是较这个真，本来人家沮授未曾见利忘义，你为什么硬给人家扣帽子？尤有甚者，沮授本来说了“今迎朝廷，至义也”这样的话，你却撇着嘴说人家是“轻描淡写”。同样的话，出自荀彧嘴里就是浓墨重彩，出自沮授嘴里就是“轻描淡写”，这公平吗？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应该公允，不能带有任何偏见。   
  31 许·许县·许都·许昌   
  “袁绍集结了十万精锐部队，向许昌方向挺进，而曹操的军队也在两个月前驻扎官渡，一场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即将打响。”(《品三国》84页) 
  这段表述，有两处不妥。 
  第一，官渡之战是一场为统一北方而战的战争，赤壁之战是关系到统一全国的战争。曹操在官渡之战取得胜利后，便逐渐在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如果他在赤壁之战中再取得胜利，就可以进而统一全国了。而由于他的失败，便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因而说官渡之战是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是不够确切的。把“中国”二字改为“北方”就对了。 
  第二，官渡之战时，还没有许昌这个地名。今河南省许昌市一带，春秋时为许国。秦改置县，即许县。古代称呼某县，在习惯上不冠以县字，只称为许，县令也只称为许令，而不称许县令。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在这里，所以又称为许都。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朝，以洛阳为首都。改许县为许昌，寓有“因许而昌”的意思，从此才有了许昌之名。以洛阳、长安、许昌、谯、邺等五县为五都。 
  因此，说公元199—200年之间，袁绍的军队“向许昌方向挺进”，是错误的。   
  32 曹操为什么迁徙百姓？   
  在官渡之战的序幕—白马之战中，曹操采取荀攸的声东击西之计，伪攻延津，突袭白马，沦落在曹营的关羽，斩了袁绍的大将颜良，为曹操立了一项大功。然后曹操率兵撤离白马，还迁徙了一批百姓。易书写道：“曹操解救了白马以后，料定袁绍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反扑，也一定会拿白马的老百姓出气—屠城。于是带着白马人民沿着黄河往西走(人们都知道刘备撤退的时候带着老百姓，不知道曹操也是这样的)。”(《品三国》86页)曹操撤退时带着老百姓，易中天的解释是：怕袁绍屠城。果真如此，那曹操的迁徙百姓，就是爱护百姓的人道主义精神了。可惜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此事见于《三国志·武帝纪》。原文是：“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 
  原来在古代战争中，如果不能占领这块地盘，往往在撤兵时，强制把老百姓迁到自己的地盘上去，也就是武力移民。当时除了要争夺土地，还要争夺人民，因为人民是兵源、役源和赋税之源，双方都是要争夺的。这个问题我在上面己经讲过了。 
  据《三国志·蒋济传》：建安十四年(公元209)，也就是官渡之战九年后，扬州别驾蒋济在谯县(今安徽毫州市)会见曹操时，曹操提起了这件事说：“过去我与袁本初对阵官渡，迁徙南燕(今河南延津东)和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的百姓，百姓没有跑掉，敌人也没敢过来抢夺。我现在想要迁徙淮南的百姓，行吗？” 
  蒋济回答说：“那时候兵弱敌强，不迁移百姓，必然会失掉他们。自从击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拱手服从，威震天下，百姓已经没有其它选择。但百姓怀恋土地，实在不愿意迁徙。如果要迁民，必然会引起不安。” 
  但曹操没有听蒋济的话，还是动手干了。而江淮间的百姓却惊扰不安，都跑到吴国那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