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可以开启窗户和窗帘，让宽恕的阳光和空气进入他自己。
实际上，宽恕的行为等于我们宣布：我们对未来的关系充满信心，对犯错误的人改过自新、不再重蹈覆辙，充满信心。我们说，现在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个行为表示的是对罪犯可以改变的信心。据基督说，我们应该准备不止一次甚至七次这样做，要七十个七次[6]—无止境地去做，只要你的兄弟姐妹愿意为他们的错误一次次向你坦白。
这是一个挑战，但人无完人，我们总是会因为自己的错误伤害他人，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人。因此，我们永远需要一个宽恕与和解的过程，来处理令人遗憾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关系问题。这是人类生存无法逃避的特征。
罪犯坦白和受害者宽恕，并不意味着整个进程的结束。罪行常常给受害者造成了有形的、物质上的伤害。种族隔离为白人提供了巨大的特权和利益，而其受害者则备受压迫和剥削。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钢笔，然后请求我宽恕他，那么他必须退还我的笔，否则其悔过和坦白等于零。只要条件允许，坦白、宽恕和赔偿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在南非，和解过程受到巨大贫富差距的严重阻碍，富人大部分是白人，而穷人则大多为黑人。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造成的贫富鸿沟，给和解与国家的稳定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威胁。罪犯和种族隔离的受益者大多属于富人，而大部分受害者则来自穷人阶层。这就是为什么我敦促白人要保证黑人境况的改善，因为如果不能用住房替代黑人居住的棚窝，如果黑人不能够得到白人早已享受的洁净水、电力、廉价的医疗、像样的教育、良好的工作和安全的环境，我们就可以同和解告别了。
和解可能是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其中不乏崎岖坎坷，不是一朝一夕或靠一个委员会—无论效率多么高—就能完成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只是作出了贡献。和解必须是每个南非人的事。它必须是整个民族的事业，每个人都应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学习他人的语言和文化；准备和乐于补救过去的错误；拒绝成见，拒绝用种族或其他笑话讥讽某一群体；促进尊重人权的文化，加强宽容，对不宽容毫不宽容；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使大部分人甚至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感到自己是局内人，不是被挤到社会边缘的局外人或陌路人。
为和解而努力，就是要实现上帝为人类提供的梦想，即让我们都懂得我们同属一个大家庭，同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微妙网络中。
西蒙·魏森达尔在题为《向日葵》的文集中，讲述了他如何无法宽恕一个请求宽恕的纳粹士兵。这个士兵和一群人包围了几个犹太人，把他们关进楼里，然后纵火烧死了里面的人。现在，那个士兵行将就木，他希望供出同谋，得到一个犹太人的宽恕，以此解除良心上的不安。西蒙默默地听完了他讲述的可怕经历。士兵讲完后，西蒙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当然也没有一句宽恕的话。文章结束时，他问：“你会怎么做？”
《向日葵》汇集了不同的人对其问题的回答。新增的一版[7]中包括了我的文章。魏森达尔面对的困境是非常现实的。他的观点也是许多犹太人的观点，即生者没有权利代表被杀害、被折磨而现在无法为自己决策的死者表示宽恕。他们的不情愿可以理解。如果他们宽恕了，似乎他们认为受害者的遭遇不足挂齿；而且代表那些深受苦难的人们讲话，特别是当你没有遭受过同样深重的苦难的时候，就显得过于臆断了。
1990年底，南非各教会齐聚勒斯滕堡，召开我国宗教界人数最多、代表性最强的会议。本次会议被称为勒斯滕堡大会。与会的既有强烈反对种族隔离的南非教会理事会会员，也有以其神学理论支持种族隔离（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这一立场）的主要白人教会—荷兰新教教会。当然还有那些为数众多的信奉圣灵降临的教会。他们试图不问政治，但他们肯定意识到了自己臆想的中立实际上支持了不公正的现状。此外，还有海外教会合作伙伴的代表以及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所谓非洲独立教会的代表。
会议开始不久，荷兰新教教会的著名神学家威利·扬克尔就代表阿非利卡人，特别是荷兰新教教会的教民，请求黑人基督徒的宽恕。我们不清楚他是不是该教派的指定发言人，但后来其代表团表示支持他的讲话，因此可以把他视为其教派的代表。我们完全可以问他是否也代表了前几代教民。如果不认为过去和现在紧密相连，教派先一辈的教民既应共担罪责和耻辱，也应共享宽恕和荣耀的话，这个教派就显得异常怪异了。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否则历史便毫无意义，我们只关注同时代的人足矣，然而显然这不是人类的行为方式。我们褒扬先人的成就，尽管他们属于遥远的过去，我们仍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的影响力与当初取得成就之时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可能增强了。失败和耻辱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我们情愿与否，这些都是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讲话的时候，深知包围着我们的是众多的见证人。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扬克尔教授的忏悔如果没有遭到他所应代表的人们的反驳，就应被视为代表了生者和死者，代表了现在的人和既往的人。
我和当时非洲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弗兰克·契卡尼进行了磋商，我们认为，如此诚挚的请求和忏悔，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文字游戏。从神学上讲，我们知道上帝和救世主的福音教诲我们，当别人请求宽恕的时候，应该给予宽恕。我们现在又处在国家历史的重要时刻。同一年的早些时候，曼德拉出狱，国内出现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促进从压迫到民主微妙过渡的真诚努力。如果作为强大和解力量的教会不能实现彼此的和解，那么很可能给政治家和教民传达错误的信息。如果教会尽管背负历史的负担，但仍能够敞开胸怀公开宽恕与和解，就会助和平过渡一臂之力。于是，我站起身，说我们接受这感人和真诚的宽恕请求。
当然，我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过于自作主张。谁给我权利让我自称代表几百万同时代的种族隔离受害者？更不要说几百万已经不在人世的受害者了。DRC把种族隔离带进了教会，为在种族隔离下被划分的黑人、印度裔人和“有色人”，分别建立了教会。与会的一些黑人代表，特别是来自起初被叫做DRC的“女儿”教会后被称为“姊妹”教会的人，对我颇为愤怒，觉得白人教会逃脱了实际或象征意义上的谋杀罪责。他们对忏悔的诚意提出质疑，因为DRC仍拖拖拉拉不愿与黑人教会合并。让他们感到恼怒的另一件事是，尽管DRC中的其他教会都接受了“贝尔哈忏悔”，白人教派仍在进行阻挠。这一忏悔将种族隔离斥为异端。尽管我被要求说明我的立场，而我也非常情愿地进行了解释，我并未遭到驳斥，勒斯滕堡大会也可能的确促进了和平过渡的事业。
我觉得有些难以理解的是，犹太人何以能够接受欧洲各国政府和机构为作为大屠杀的同谋而付出的巨额赔偿。如果我们接受我们不能代表曾历经苦难或已经故去的人而给予宽恕这一观点的话，那么从逻辑上讲，没有直接受到赔偿所涉行为伤害的人，也不能代表他人接受赔偿。他们的立场也意味着罪犯来自的群体和受害者来自的群体要恢复正常和睦的关系，还存在巨大障碍。无论犯罪的一方如何赔偿，无论他们希望采取什么新的更好的态度，他们都摆脱不了脖子上吊着的曾是罪犯的枷锁。这是一个让新的关系变得脆弱和不稳定的定时炸弹。
我希望犹太人的哲学家、神学家和思想家能够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看看为了我们这个世界，是否可以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他们对世界道义的影响非常宝贵，不应受到其现有立场的破坏。我完全可以想象，如果非洲人说欧洲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补偿肮脏的奴隶贸易的罪孽，今天的非洲人永远不愿宽恕欧洲人在奴隶制上的罪责，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奴隶贸易至少造成4000万人丧生，更不要说家庭被毁、妇女遭欺侮以及多少上帝的子民遭受的蹂躏。
如果我们要继续前进，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有效了解肮脏的过去。我可以想到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罪犯或其后代承认已经发生过的残酷事件，受害者的后代以宽恕作为回应，同时应采取措施对影响依在的惨案受害者进行哪怕是象征性的补偿。或许，美国的种族关系要改善，就必须给美洲土著人或黑人一个机会，倾诉他们被劫掠、被奴役的苦难。我们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看到了倾诉的复原功效。
如果当代人不能合法地代表作古的人们，我们就不能对南非早在1948年实行种族隔离之前就存在的种族主义历史的罪孽予以宽恕。我们这块土地的复原就会遭到挫败，因为永远会有暴行被揭露出来，破坏我们既得的成就；或是总有人会说：“这样做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终究这是无效的，因为它不能卸下历史的包袱。”
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为古人，为现在，也为将来。不论怎样，这才是群体成其为群体、人民成其为人民的东西。
我曾经深切地希望，在北爱尔兰和中东这种地方致力于解决那些似乎无可救药的问题的人们，不要小看了一些细枝末节，其意义和重要性可能远远超出了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