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宫廷档案

太监事先为每人发一柄带红穗儿的如意。女将们依次跪拜时，一一将如意献给太后。接下来，大摆寿筵，唱大戏。
  在园子里住七八天后，各路女将带着太后赏赐，满载而归。
  1894年，慈禧太后过六十岁生日时，光绪皇帝载湉任命礼亲王世铎为“圣寿大典总办”。这位总办为了讨太后的欢心，花钱如流水。从紫禁城西华门，经西安门、新街口、西直门、海淀，到颐和园，沿途设置了六十段“景点”。颐和园内装饰一新，张灯结彩，用了十万多疋彩绸。仁寿殿前的一座彩棚，就用了近两万疋彩绸；彩绸总长近二百五十公里，差不多可以从卢沟桥一直铺到石家庄。
  俗话说，官儿不打送礼的。可是，想拍慈禧太后的马屁，还真不容易得手。能把寿礼送进皇宫，再让太后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得“过五关，斩六将”，层层“扒皮”，道道“出血”，孝敬所有经手的太监。连载湉要面见太后，有时都得意思意思，才能得到通报和安排。有一次，慈禧太后紧急召见内务府大臣崇纶。崇纶急如星火地赶来，在大门口，一盆凉水兜头泼过来，把他弄成了落汤鸡。一个太监赶忙过来赔罪。崇纶哪有工夫和他磨牙，让他废话少说，快想办法。转瞬，那个太监就为崇大人换上子一套干净的朝服——当然，这样的服务绝不是免费的。太监值班室贮备着各种级别的官服，专门儿在要劲儿的时候，敲官员竹杠。
  现在，故宫乐寿堂后面的颐和轩，展出过的“玉仙台”，是光绪皇帝载湉献给慈禧太后的六十岁生日寿礼。水晶、玛瑙、翡翠、珊瑚等装点背景，金银装饰的“仙台”上，“群仙祝寿”。
  刚入军机的刚毅，为了感谢老佛爷的知遇之恩，投巨资订作了一件十二面的铁花屏风，作太后的寿礼。他塞给经手太监的钱，足够再造一件同样的屏风，才把寿礼摆到太后寝宫、她老人家时时都能看到的地界儿。刚毅对太后极为孝顺，又反对变法，与太后志同道合，“眷遇日隆”，很快就连本带利，都捞回来了。可惜，他未能善终。“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刚毅支持义和团打鬼子。八国与大清议和时，坚决要求砍掉刚毅的脑袋瓜儿。
  太后特别喜欢外国摆设和钟表。袁世凯投其所好，献了一对儿带金链儿的进口手表。太后把表摆在“办公桌”上。
  珍妃的姐姐瑾妃，胖敦敦的，一副缺心少肺的憨样，是后宫“著名”的“笑料”。有一次她过生日，大家拿她开涮。在众人送的许多小礼品中，居然有一大把毛豆——那是八月十五孝敬兔儿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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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皇帝的法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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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大造舆论的根据，凝聚队伍的手段，夺取政权的利器，维持统治的工具。朱元璋说：帝王有“生圣之瑞，受命之符”，“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
  康熙皇帝“因其教，不因其俗”，“化导悖乱”，“道法归一”。
  明清皇帝都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坚决取缔各类邪教。
  应该说，中国皇帝无一例外，都是多神主义者。日、月、星辰，花、鸟、树木，无不赋于灵性。遇有灾难，他们必定求神拜佛。山神，土地，江河，老虎，兔子，狐狸，逮着什么敬什么。
  天有不测风云。祈雨求晴，是皇帝最频繁的一项敬神活动。按《清史稿》的记述，乾隆皇帝弘历经常“诣黑龙潭”，敬神祈雨，有时，几个月就去一趟。乾隆九年四月，天时久旱，皇太后忧形于色，从寝宫步行到龙神庙虔诚祈祷。弘历闻报，“惶恐战栗，即刻前往请安，谆恳谢罪。”随后，“上祭地于方泽，不乘辇，不设卤簿。”光绪十六年六月十一，“皇上三次祈晴。”
  明思宗朱由检也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皇帝，每逢大灾大疫，就斋居素食，祭天告地，祈求消灾赐福。崇祯十五年，京师地区大旱。朱由检不仅自己披挂上阵，设坛祈雨，还指使周皇后，率领后宫“姐妹”及数十名宫女，穿上法衣道袍，在大高玄殿敬神拜佛。
  最受皇帝重视的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和道教，“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坐庄，交替成为“国教”。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十七岁削发为僧，从此就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
  元朝末年，白莲教日益兴盛。其北方首领、河北的韩山童，和南方首领、江西的彭莹玉，积极策划武装起义。
  白莲教又称白莲宗、白莲会，源于佛教净土宗，继而融入了明教教义。
  明教源于唐代传入中土的摩尼教。摩尼教融会了佛教和基督教义。明教认为，人世间存在着明、暗二宗，分别代表善、恶；“明争暗斗”，经过“初际”（过去）阶段，到“中际”（现在），“明王就要出世了”，“后际”（未来），天下必定归于大明。至今，国人仍可在福建泉州的草庵寺，一睹摩尼教“佛祖”的威容。
  元朝至正十一年五月，起义消息泄露，韩山童被官府杀害。他的部下刘福通，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号召，率众举行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在安徽亳州，拥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皇帝，号称“小明王”，国号“宋”，年号“龙凤”。
  龙凤四年五月，刘福通领军攻占汴梁（今河南开封），小明王以汴梁为“首都”。
  刘福通树起造反大旗的第二年，即至正十二年，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投钵从戎”，参加了红巾军。经多年血与火的洗礼，他逐渐由“普通一兵”，成长为红巾军一个“方面军”的主帅，被小明王封为左丞相、吴国公。
  龙凤九年三月，刘福通战死，朱元璋把小明王控制于手中，将他迁到安徽滁洲，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龙凤十二年腊月，遵照朱元璋的安排，小明王顺利地淹死在今镇江对岸瓜洲渡一带的长江中。一年后（1368年）的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就定为“大明”，改元“洪武”。朱元璋搞的这一套，并非独创。历朝历代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男男女女的义军领袖，都把宗教当作宣传、发动、组织、号令群众的手段。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同历朝封建统治者一样，既利用宗教巩固政权，又“卸磨杀驴”对白莲教之类的各种“邪教”保持高度警惕和高压态势。面对朝廷的打击和镇压，各种秘密宗教团体和帮会组织，不断变换组织形式和斗争策略，以图生存和发展。《中国帮会史》说，自明代中期，白莲教组织传承系统衰落，到清乾隆末期，白莲教与天地会“有了联系”；嘉庆年间联系密切。同期，天地会又与青莲教融合，并与“武林”挂钩——不能不说，雍正皇帝严禁民间私自习武，确有远见卓识。道光年间，丐帮等帮会组织逐渐依附于天地会、哥老会。在长期抢劫、盗窃活动中，天地会又逐渐与官员、官军勾结。
  广东花县人洪秀全信奉基督，创立了“拜上帝会”。他在广西金田发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有成建制的天地会成员参加。太平天国失败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哥老会，称为“红帮”，中上游又出现了“青帮”。学术界有人认为，哥老会与天地会同源；有人则说，哥老会是天地会和白莲教的融合。
  清代，闽粤一带去海外谋生的人日益增多，天地会遂在他们之中发展起来，并在清末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朱元璋利用宗教发动群众，以暴动农友为中坚，收编土匪流民以增强战斗力，策反政府军队以加强正规化，打造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夺取了政权。“同行”中出了一个皇帝朱元璋，佛教也跟着大放光彩，群众威望迅速飙升。洪武元年正月，朝廷设立“善世院”，任命“著名”高僧慧昙掌管，总领全国佛教事务。洪武十五年，改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等官职，级别八至六品。朱元璋对佛教界特殊照顾，不断赐各地寺院田产，并实行免役、免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严禁俗人轻慢佛教、侮辱僧人、骚扰寺院。他还亲自坐阵，组织人马，注释、刊印佛教经典，又频繁召见“著名”的大和尚，举办大规模的佛事活动。他与许多道行高深的和尚，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先后说服一些“铁哥们儿”，脱下袈裟，穿上官衣儿，成为朝廷依重的“方面大员”。
  打天下时，朱元璋曾得到一些道士的帮助。黄袍加身的朱元璋，也没忘记人家的“滴水之恩”，加倍回报。在设置善世院的同时，朝廷设置了“玄教院”，与朱元璋私交很深的道士，出任总管。善世院更名时，玄教院改为“道录司”，设的官职与僧录司一样多，待遇相等，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
  朱元璋想让儿子们学好，煞费苦心地为诸子配备和尚师傅，教儿子们参惮悟佛。老四朱棣的和尚师傅道衍，却一再教学生谋取天下，登上大宝。朱棣在道衍怂恿下，与侄子朱允炆厮杀了多年。因杀伐太多，担心遭到报应。道衍就劝皇上铸钟，每日击之，超度亡灵；这才有了至今存放在北京大钟寺里的那座六米多高的大钟。
  明水陆画中的道士形象与朱元璋在佛光笼罩下坐上龙椅不同，成祖朱棣登上大宝，神帮了大忙。
  朱棣自称，在争夺侄儿屁股底下的金銮宝座的战争中，“真武大帝”多次显灵现身，冲锋陷阵；他才得以化险为夷，反败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