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宫廷档案

1917年，原清廷将军张勋，率领部下的“辫子军”杀入京城，企图让废帝溥仪再次登基。溥仪说，关羽再次“显灵”，帮了张勋一把。
  “祭堂子”是清宫的另一大“绝活儿”。每逢元旦、冬至、万寿、出师等大典前，皇帝都到紫禁城东南角的“堂子”，奉献牺牲，虔诚祭祀。
  想当初，努尔哈赤收编了女真五大部落后，叶赫那拉等九部合兵三万袭来，其势汹汹。努尔哈赤“祷于堂子”，组织敢死队迎战，大获全胜。
  《清史稿》记述，乾隆元年元旦，“上诣堂子行礼，至观德殿更素服，诣雍和门行礼毕，率诸王大臣诣慈宁宫行礼，御太和殿受贺。”因父亲胤禛去世不久，“不作乐，不宣表”。
  乾隆十三年十月，朝廷发大军去四川，“上诣堂子行礼，祭纛。”
  据说，祭堂子的礼仪颇为神秘，“皇帝匍匐而入”，他人不得进“堂子”。因此，堂子里到底供奉的是何方神圣，引起种种猜测。有人说是“苍天”，有人说是“大地”，有人说是“狐狸”，还有人说，供奉的是“王爸爸和王妈妈”。努尔哈赤牛刀初试，出师不利，吃了大败仗，队伍被打散了。身负重伤的努尔哈赤，被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救治，得以康复，重返革命战场。自此，结下了“军民鱼水情谊”。努尔哈赤把“再生父母”，当作保护神，“供”了起来。
  据说，有一位姓范的自助旅游者，到努尔哈赤建的第一座都城（今辽宁辽阳）旅行，去凭吊努尔哈赤祭祀过的“堂子”。好说歹说，守门人就不让老范进门。老范偏不信邪，凭着一身蛮劲儿，冲了进去。原来，堂子里供奉的神像，为一男一女，作搂抱之状。
  在紫禁城里当过“内廷供奉”的人，又有所发现。他说，故宫里的“堂子”，是为祭奠历代死于大内的宫女而设置的。否则，这些孤魂野鬼经常闹事，弄得皇宫不得安宁。
  清代管理佛、道事务的机关，为“僧纲司”和“道纪司”。看这名称，似乎有“监督”、“稽查”的职责。同明代略有不同的是，在这两个宗教事务部门任职的，基本上都是世俗官员，负责掌管僧、道，建造、维修寺庙，为朝廷命官筹办法事、道场，等等。
  爱新觉罗家族在统一女真各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一直得到蒙古部族的鼎力相助。为团结各民族，尤其是聚居于边疆地区的各民族，维护国家的统一，清廷一直采取联姻、赏赐、封爵等措施；同时，“因其教，不因其俗”，利用宗教手段，笼络人心，巩固中央政权。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招颇有成效。
  清初，确定藏族、蒙古族信奉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为“国教”；此后的六十年间，在京城、蒙古族和藏族聚居区，大兴土木，建造寺庙。仅在承德一地，就建了十二座规模可观的喇嘛庙。当时，中央政府理藩院直属的四十个寺庙，三十二个在京城，八个在承德避暑山庄外围；因此，在人们的传说中，承德的那十二座寺庙，成了“外八庙”。
  顺治皇帝福临把喇嘛庙修到了自己的卧榻之侧。他下了一道“圣旨”：在北海琼华岛南坡，明代仁智、介福、延和三大殿的基础上，建一座喇嘛庙。这座喇嘛庙的山门、法轮殿、正觉殿、普安殿、善因殿，顺着山势，由低到高，错落有致。山顶建藏式白塔，藏法器、法物。
  雍和宫顺治年间，西藏达赖喇嘛与朝廷的关系，日益密切。顺治四年（1647年），达赖、班禅分别遣使，向皇帝进献金佛、珍珠等。顺治五年，达赖率班禅代表等一行，进京谒帝，献了大量珠宝。福临在太和殿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顺治十年二月，达赖辞行。福临在太和殿设宴，为他们饯行，赏赐大批财物，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达赖喇嘛”，颁发了满、汉、藏三种文字的金册、金印。达赖喇嘛由中央政府册封、任命之制，自此确立。
  康熙皇帝玄烨进一步发展、完善了福临的宗教政策，尊重西藏黄教，礼待达赖、班禅，又不迁就他们的个人意志。玄烨主张，以黄教开山鼻祖宗喀巴的道法为准则，把自己当作最高护法者，“化导悖乱，使中外道法归一。”
  雍正皇帝胤禛当政，“敕建之寺，遍于辇毂。”民间风言：“在京和尚出京官。”胤禛坐上龙椅的第二年，就表现得格外的“大公有私”，慷慨地把自己的“潜邸”的一半儿，无偿地分给了章嘉呼图大喇嘛，改建为喇嘛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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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皇帝的法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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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九年（1744年），弘历奉皇太后懿旨，把老爸“潜邸”剩下的那一半儿，也捐献给了佛主，整个雍王府全都变成了喇嘛庙——这就是位于今日北京北二环路东段南侧的雍和宫。弘历还招兵买马，为雍和宫增添了五百多名蒙古族喇嘛。
  乾隆皇帝弘历建寺造庙的热情，无与伦比。乾隆十六年，为庆祝母亲六十大寿，弘历把颐和园的湖，称作“昆明湖”，山叫作“万寿山”，并建造大招恩寺。乾隆二十四年，弘历降旨，把明代设在北海的“经厂”，扩建成一座大寺庙，名为“西天梵境”。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十寿辰时，弘历下令，在北海阐佛寺西边，建万佛楼，供奉铜质三世佛；琉璃墙壁上，分布着万余大小佛龛，大金佛重约六百两，小金佛重近六十两。乾隆四十五年，为了接待进京竭帝的班禅，弘历指示，在香山建造规模宏大的昭庙。也许因为昭庙造型独特，如今许多电视、电影片子的导演，把这儿选作“外景地”。当年，班禅在京，夏天住昭庙，冬天住在德胜门外的黄寺。
  据考证，《乾隆京城全图》算是北京最早的一份“旅游地图”。在这份全图上标出的内、外城寺庙，有近一千三百处。那时候到北京来旅游，“白天看庙，晚上睡觉”，肯定别有一番情趣。
  清代有人说：“关庙遍天下，而京师尤胜。”“全图”标出的一千二百七十多处寺庙中，明确冠以“关帝庙”的，有一百二十多个。此外，尚有许多称为“三圣”、“五圣”、“七圣”、“九圣”的庙宇，把关羽和观音、龙王、土地、雷公、财神等，放在一起供奉；另有所谓“三义庙”，同时供奉刘备、关羽和张飞；还有“关岳庙”，供奉关羽和岳飞。把这类“集体宿舍”、“大杂院”都算上，供奉关羽的庙宇，约占寺庙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种状况表明，儒、道、佛三教正日趋走向“合作开发”社会资源。在这三大家的联袂推崇之下，关羽既是“武圣”，又是“财神”；既能惩恶扬善，又能驱邪治病，法力无边，包打天下，什么闲事儿都管。
  房地产数量之大，荣居第二位的是观音菩萨。观音寺约有一百多处。据佛家经典《悲华经》记述，观音菩萨原本是个男人，宋元时期“做了变性手术”。应该说，这无疑是一项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措施。在清一色的男人“佛国”里，出现了一位漂亮、温柔、仁慈的女菩萨，当然会使“半边天”欣喜若狂，为佛祖争取到了更多的群众。
  在众多神灵中，掌管“风调雨顺”的龙王，保佑“多子多福”的碧霞元君，群众威望也很高。据说，碧霞是泰山“东岳大帝”的亲生闺女。龙王和碧霞元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仅次于关羽和观音。这说明，一个农业大国中的芸芸众生，对五谷丰登和人丁兴旺的极大重视。明清时期，位于京西妙峰山上的碧霞元君祠，是中国北方妇孺皆知的圣地之一。“孤峰矗立，盘旋而上，势如绕螺”，日以继夜，人流不断，前面的几乎踩着后面的脑袋瓜，后面的紧盯着前面的脚后跟儿。场面之壮观，绝不亚于泰山从中天门到南天门。
  福临、玄烨、胤禛和弘历，这四代皇帝，个个都对佛法有深入研究，礼佛甚恭，参禅亦庄；谈经论道，俨然“大师”级，“格西”（喇嘛教僧侣中的“博士”）都不在话下。因为，“朕就是佛。”
  福临自称，乃是四川峨嵋山上一名得道老僧转世，坚持“从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传说他于顺治十八年，去五台山剃发修行，到康熙五十年才圆寂，俗寿七十有四。
  胤禛说自己是“弥勒再生”，而事实上，却“肚量不大”。
  玄烨和弘历，愣说自个儿是“罗汉化身”，非得到京西香山碧云寺的罗汉堂去“群居”；玄烨位列第二百九十五名，法号为“暗夜多罗汉”；弘历是“直福德罗汉”，屈居第三百六十位。
  真是冤家路窄！把爱新觉罗王朝送入坟墓的孙中山先生，1925年辞世于北京城内铁狮子胡同，遗体最初就安葬在碧云寺内。现在，金刚塔里还埋着孙先生的衣帽，“中山纪念堂”内放着他的塑像和苏联老大哥赠送的“水晶棺”。不知道夜深人静时，孙先生和玄烨、弘历聚在一起时，会说些什么：是算二十世纪初的那笔旧账，还是共同讨论“建国大纲”。
  弘历要是一口咬定，“朕就是直福德！”没准儿真就有人相信。可是，一到离碧云寺不远的卧佛寺十八罗汉堂，弘历又换了一身打扮，身着甲胄，穿鞋戴帽，与另外十七位“弟兄”格格不入——人家都剃着光头，披着袈裟。这样一来，人们反而闹不清楚：弘历到底儿是谁？原来是干什么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渊源”，清宫对佛教节日异乎寻常的重视。
  佛祖乞食、布施众生的纪念日，正当中国农历“腊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