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零一代的鸡零狗碎

有一次参加市里的大学生合唱比赛，隔壁一个学校自我感觉很牛比，还特地从电影厂借了全套的红军军装，准备靠一首《大渡桥横铁索寒》问鼎冠军。比赛之前，我们合唱团上台试音，大家走了一个“1，3，5，1”的和声，立刻，全场寂静，都听傻了，因为在大家的观念里，合唱只是群众歌曲大齐唱，根本不知道合唱是这样的。该校领队一看形势不对，赶紧给学生打气：“同学们，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发挥正常，一定可以保三争二的。” 
  我在合唱团里是个异类，因为我喜欢摇滚乐，而且积极推动合唱的现代化进程，我认为要让年轻人接受合唱，必须创作和演唱新的作品，我曾经把罗大佑的《水上花》改编成四声部的合唱，那份谱子交到指挥手里就再无后文了。我对合唱事业的兴趣仅此而已，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的理想永远在别处。 
  毕业以后我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我的领导是“红十字”乐队和“虹”乐队的前贝斯手，他经常向我提起和赵传、齐秦在一起的日子。在我听来仿佛就像传奇。前贝斯手在离开公司的时候，把一台老爷级的合成器和一台音源留给了我，我准备过两年当文物卖掉，它们很有可能参与了《纪念日》的录制哦。不过有一点令我很泄气，我在唱片的工作人员中根本没有发现他的名字，嗨，也许署的是艺名呢。 
  再后来，我去一家唱片公司工作，成为职业文艺青年。我的老板是最早把齐秦、赵传引入大陆的人；公司的音乐总监就是台湾著名的制作人谭健常，我给他做了两年助理；后来因为一张唱片在台湾发行的事儿，我们还和阿尔发公司的杨俊荣合作了一次。 
  回头一看，人生的因缘际会真是神奇，似乎我现在所作的一切，在童年的时候都已经留下了伏笔。一个文艺青年的花样年华莫过如此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   
  ，否则人生就是不健全的，对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我认识几个人在国外混了几年，生活条件挺好的，最终还是“拒绝了海外著名研究机构的高薪聘请”海归了，说到底，还是寂寞难耐啊，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帮可混，就像手机没有短信功能、上网不是宽带、欧洲杯期间有线坏了。 
  在古早古早的武侠时代，人们加入帮派是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有大哥罩着你，如果加入的是黑道，在交保护费的时候就可以打五五折，如果加入的是白道，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交保护费，当然你还要交武术培训费、医疗保险、机场建设费等等，好在白道比较讲信用，你可以“学不会再学，学会为止，毕业后包分配，工作单位是著名镖局和保安公司，月薪不低于二两银子……” 
  到了文革，这一帮派传统被发扬至极限，山头林立，有时候一家人就分属好几个派别。我的二叔为人极其老实，有一点木讷，所有帮派都不愿吸纳他，于是他一努力自己拉了个山头，号称“卷巨浪造反队”，然后以“替你打柴”等诱惑把两个小弟弟强行收了进来，为了博出位，他还策划了一次全国大串联，没想到在最后关头被两个弟弟出卖，没等走出村口就被我奶奶拿获，就地饿了好几顿，从此绝了做大哥的念头。 
  说来惭愧，等到我混江湖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胸怀世界的志向了，连在学校争个武林盟主的想法都没有过，当时我们一共六个人，号称六人帮，基本没做过什么撑场面的事儿，顶到头也就是别人斗殴的时候，我们在旁边摇旗呐喊，下地偷过老乡的庄稼，骚扰女同学未遂……唯一算得上人物的是老三，他是个狠角色，常年带着冷兵器和火器，参加过正式斗殴，多年以后承包了一个煤矿，是我们之中最先富起来的。我排行老五，因为学习好，主要担任让人抄作业、考试协助作弊的技术工种，代表了我帮的先进发展方向，作为回报，每次下地偷黄瓜，他们只让我在田埂上望风。多年以后，我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刹那间有一点恍惚，眼前闪现的是六个少年在田埂上拼命逃窜的景象，跑得如此鲜衣怒马、意气飞扬。 
  上大学以后就不时兴这种江湖组织了，都改叫社团了，比如，书法促进社、追捕UFO办公室、腿毛研究会等等，我是文艺青年，所以一直混迹于学校的文艺圈，一开始是在学校的报社，我们当时有三个人号称三驾马车，每周在报社举行一次座谈会，半箱啤酒、两包恒大，话题关于音乐、文学和爱情，我们的最爱是米兰昆德拉、王朔、罗大佑、达明一派……至今我都认为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学会了一种姿态：我们永远在逃脱这平庸的生活。后来我加入了学校的艺术团，在那里我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音乐，几年后，我义无反顾地把音乐当作了我的事业。娱乐圈我熟啊，从爷爷那辈就在娱乐圈混，我出生在一个大剧院，跟当地娱乐界名流一直厮混了十几年，我后背有块胎记，镜头拉远了看，赫然就是四个大字：我们熟悉娱乐界。 
  娱乐圈的切口我都懂：有个哥儿们攒了一个穴（搞了一个演出），你们的艺人来不来？ 
  谁接的地，不是水穴吧？（谁承办的，不会不靠谱吧？）哪能呢，梦导的活儿。 
  有储吗？（有出场费吗？）均储，每人一个半。（出场费平均，每人一万五。）储太低了，除非让我们艺人攒底（压轴）。 
  不行，你们的腕儿不够high。（你们的名气不够大。）靠，现场还是还音？（真唱还是对口型？）…… 
  其实做音乐和混娱乐圈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道行比较浅的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以为只要把音乐做好就可以了，到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根据我多年的娱乐经验，在娱乐圈混最重要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有一口好牙，口一定要正，那首歌怎么唱来着，“爱喷才会赢”嘛；一个好肺，这样可以长期转战在各个娱乐场所；一张厚脸皮，面对媒体什么谎话都敢说；一颗娱乐的心，娱人娱己，千万别当真，一认真就受伤；一副好肾，如果你准备走偶像路线的话……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除了低级趣味什么都不懂的人。 
  当然，混娱乐圈只是我的工作而已，除此以外，我还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圈子。所谓的圈子是一些无形的群体，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规范，它的组成来自共同的兴趣和目标，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与博弈，最终达到价值认同，形成相对固定的人群和独特的话语环境。 
  在网络时代，这种圈子的形成更加简单而有效，最好的方式就是混坛子，在我混迹的两个圈子中有一帮是愤青，他们是一些另类音乐人、边缘青年，我们共同的兴趣是摇滚乐、文艺电影、另类文学；另一帮是小资，我们主要探讨生命的质量、精神生活和一切闲门儿。说句动情的话，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赵传有一首老歌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歌不太好听，不过歌词写得非常牛，作者是著名的李格弟（其实她是一位姐姐），歌中唱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为了那么一点点神圣的荒谬气氛哥儿们就让我唱着 所有我会唱的歌不知道还能不能 抚慰你们一处处剧烈的疼因此，在我看来，理想中的圈子，就是在悲情的岁月，一帮互相舔嗜伤口的人。   
  我为偷窥狂   
  我的老家很偏远，偏远的缺点是物质匮乏、文明程度太低，优点是你可以做很多文明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在小镇旁边的山上，绿树如荫、芳草萋萋，特别适合年轻男女谈恋爱，到忘情处可以就地犯错误，因为当时还没有KTV，上旅馆还要查结婚证。现在想起来，当地民风还真是前卫。 
  小时候我们受主流教育，因此沾染了一些低级趣味，比如，看到一对年轻男女在路上很亲密地走，我们就会一拥而上，跟在后面念童谣，大意是控诉社会腐朽堕落的，能跟出一里地去。有过分的还去山上看妖精打架，但是很遗憾，他们并不是带着性爱启蒙的学习态度，而是恶作剧式的，隔着老远就起哄、扔石头，看别人仓皇逃窜有一种变态的满足感。我参加过几次组织活动，直到有一次被一个彪形大汉撵得满山跑为止。 
  当时的偷窥限于设备和经验，基本上什么也看不见。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匡扶正义、伸张道义、挽社会伦理于既倒。 
  在那里我一直长到17岁，某伟人说过，没有爱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说的就是我，我甚至连高中那堂最重要的生理卫生课都错过了，只是为了参加一次狗屁数学竞赛，我付出的代价是晚熟好几年。当后来我的同学们在后山上犯错误的时候，我只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上大学。 
  我上的是工科大学，工科的缺点是女生匮乏、爱情的普及率极低，优点是我们能够利用工程学的智慧解决部分生理需求。比如用高科技望远镜头偷看对面的女生。 
  当时我们楼和女生楼紧挨着，有足够的便利条件，因此朝北的每个宿舍都配备一个望远镜，我的一个哥儿们就是这么看上了一个女朋友，操作过程是这样的，在夏天的某个中午，他辗转反侧不能午睡，于是走到窗前，拿起望远镜举目远眺，一个美女进入了她的视线，他也同时进了那个美女的视线，因为美女手中也拿着一个相同型号的望远镜。刹那间，电光火石、斗转星移、日月无光，两颗年轻寂寞的心一窥钟情，虽然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却因为共同的志趣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