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

计初五日由京所发谕旨，按程应于初六日戌刻始抵获鹿。大学士接到谕旨，即办理覆奏，已需一二时。是日又有军营傅尔丹等奏摺，启封检阅，逐一覆奏，亦须数时，是又达旦未寐矣。
  看来傅恒于舟车劳顿之后，又一夜未睡。显然，傅恒这一次“押宝”是押对了，他不似讷亲之偷安自逸，就此博得了皇上的欢心——“大学士身体果然康健，精神果然好，饮食果然多？著达勒当阿等具摺奏来，不可隐饰”，——不错，与讷亲相比，他跟皇上的亲情更近，我们还不记得皇上曾如此对待讷亲呢。
  辛酉，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奏摺，……必系初八日到（榆次县）鸣谦驿，连夜办理定稿，初九日早起起程后，交司员发驿站者。
  足见傅恒之“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
  壬戌，第九日，谕军机大臣等：
  目今经略大学士按站前进，当此严寒短晷，冲冰雪，冒风霜，实乃劳苦，……此时乘骑星驰，以示与士卒同甘苦，实属可嘉。
  傅恒不辞辛苦，勤劳王事，不但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点都是无比重要的——而且，他已在“不动声色”之间，使君上修改了战争的目标，即不必“擒获用事头人”莎罗奔，而只需“捣其巢穴”就可以了，
  至攻剿事宜，如能生擒莎罗奔及郎卡献俘，固为大快。即或逆酋自知不免，先伏冥诛，或窜伏他部，而我兵能捣其巢穴，夺踞勒乌围、刮耳崖，或擒获伊用事头人，即当奏捷献俘。如青海之罗卜藏丹津……具有成例。其莎罗奔等釜底游魂，不过用兵一二千人，交岳锺琪等搜捕，必不能漏网。经略大学士应即回京，襄赞政务，不必定待莎罗奔之就擒也。[7]
  看来，一旦“劣迹斑斑”的张广泗、讷亲，为“处处可人”的傅恒取代，皇帝与其之间，就会“接近”起来——或说君上是“性情中人”，好“感情用事”，亦无不可——只要傅恒通过种种“反行为”，取得他的信任。
  这样一种“位移”的结果，就是皇帝开始“为他”着想，同时亦是“为己”着想，这种“你我不分”的现象，以后我们还会多次看到。
  这种现象，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共谋”，君上已于“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与臣下一同创造一个局面，一个能为彼此双方接受的“结局”。
  在这个过程中，皇帝的心理紧张会一步步消除，于是就可能反思以往的一切决定，面对各种情报，重新判断，并可能想到：这些都是“何苦来哉”？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岂不正可就此打破僵局，实现预期？
  癸亥，第十日，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如今日议覆山东请运奉天米石一摺，……较之经略大学士在京时，诸事周详妥协，不至烦费朕心者，实已大相径庭矣。……第金川不过一隅，视机务孰为重大，且朕躬岂宜过劳？
  所谓傅恒走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使是事实，亦可视为“托词”。重要的是，皇帝在重新考虑这场战争的战略及其得失了。他开始从不利的方面思考，这会不会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如何从中摆脱出来，早日班师，而不再一味求胜？
  经略大学士到彼，荡平勒乌围、刮耳崖，即应遵照前旨，飞报大捷。其莎罗奔、郎卡擒获献俘固善，纵或兔脱潜逃，祗须留兵搜捕。……至经略学士在京时，曾面奏金川殄灭之后，乘我兵威搜讨班滚。朕思金川告捷，大局已为完美。若再办班滚，未免过求万全。……即朕所身历者言之，深信太称意之不可期。而知足常乐，信而有征。经略大学士应善体朕心，金川军务一竣，迅速还朝，以副朕望。[8]
  己巳，谕：傅恒朝夕驰驱，兼办一切公务，心力俱烦，以致火气上升，喜服清凉，“朕心实为不忍”。
  甲戌，谕曰：
  （经略大学士傅恒）征途遥远，冲寒遄发。计每日程站，远者竟至二百五六十里。卯初就道，戌亥方得解鞍。且途次日有朕颁发谕旨、商办机务，又须逐一筹划陈奏。如此迅速，如此勤劳。而所奏事件，无不精详妥协。其经过地方，吏治民瘼，事事留心体察，据实敷陈。自非经略大学士秉性忠诚，心同金石，才猷敏练，识力优裕，安能如此。
  这样夸奖臣下，亦属罕见。其“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戊寅，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大安驿所发奏摺，系二十二日丑正二刻拜发，若非彻夜不寐，何以赶办？[9]
  此后直至四川境内，傅恒依然辛苦异常。十二月辛卯，谕：
  朕览经略大学士奏报，于渭城驿驰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余里。此次经略大学士奉命遄征，每日带星就道，薄暮犹未解鞍，勤劳亦云至矣。
  傅恒的另一个“优势”，是他的性格特点，传教士多说他为人谦和，屡屡为人求情。在这点上，他也与讷亲恰恰相反，——直到此刻，皇帝才说出来讷亲种种的不是，可见他早就掌握了有关情况，只是必要时，才公之于众罢了，
  （讷亲）一至西安，将军巡抚迎见，讷亲傲慢睥睨，仰面不顾。于地方情形，全不置问。秦蜀接壤，军营动静，亦概弗咨询。而其沿途，肩舆自适。驺卒动遭鞭扑，流血浃背，或至颠踣，为人马践踏，转在轿中视而笑之。此岂复有人心者耶？
  及至军营，安坐帐中，从不亲身督战。每日至已午间方起，属员概不接见，遂致诸务歧误。[10]
  时人程穆衡《金川纪略》记曰：
  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
  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11]
  是以傅恒决不以“肩舆自适”，而宁肯“山行徒步，示与士卒同甘苦”；复谦恭待下，“所过地方、吏治民瘼，又无不留心体察”，就此取得了皇上特别的信任。
  二
  傅恒在逐步取得君上的信任之余，还须把自己对前敌情况的看法，报告给皇帝（他已被赋予拆阅前方奏摺的权利）。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也是对讷亲、张广泗不满的地方之一，即所谓“不明敌情”、“并无一人据实入告”。
  十一月戊午，于直隶途次，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接到傅尔丹奏摺报匣，遵旨开看。内有小金川土司泽旺番禀一件，系告张广泗家人、通事与汉奸王秋，勒取泽旺财物，不胜骇异。细按情节，……（勾通汉奸）肆行不法，亦所不免。
  得旨：
  诸凡妥协详明，有何可谕。一如卿议行。[12]
  但更多的情况，是他到西安及四川以后才发现的。十一月己巳，傅恒奏：
  臣经过陕省，今岁有被灾之区。抚臣陈宏谋、布政使武柱虽竭蹶办理，但承办之州县，较直隶、山西稍为不及。又闻从前过陕兵，供应稍迟，即有哄闹者，将来大兵供应愈难。
  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朕览经略大学士所奏事件，甚为精详周到，……闻十七日自武功起行，途间讯问张广泗，耽延甚久。又行二百余里，薄暮始至宿处。
  十二月甲申，上谕：
  据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本月二十四日，入四川境。至神宣驿，即无马匹更换。次日由水程至昭化县，见第五起云梯兵仍在该县，询称因无马阻滞。
  乙酉，谕曰：
  今据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四川境内，并无伺候马匹。不得已只带十数人，于陕省疲乏驿马内拣选乘骑，驰赴成都，……且途次马乏。竟至步行。[13]
  当然，更多的信息并不是在专门的奏报之中，而是在傅恒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侧面透露出来的。壬寅，傅恒奏：
  本月初九日，臣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军营第一险路。上下四十余里，寻常牵马步行，今因连雪，路途益滑，臣率众步行。至极滑处，将马绳系拉上，一二步即倒，有十数匹坠入山涧。是日惟臣马赶到，官兵皆无马，臣独乘马不忍，因步行七十里至住宿处，并未勉强。众皆欢欣随行。此路若不加修，大兵恐致迟滞。
  奏入，谕军机大臣等：蜀道之险峻如此，从前实所未知。[14]意识到前敌地理环境的险恶。非是“不经意间”的叙及，恐怕就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勒乌围，《平定金川战图册》（按：此图展示的是第二次金川之役的情况），《清史图典》《乾隆朝》，页54
  十二月壬午，针对令人切齿的“不能据实入告”，皇帝谕曰：
  （今据侍卫富成提问讷亲）讷亲云：番蛮之事，如此难办，后来切不可轻举妄动。这句话，我如何敢上纸笔入奏？此语实为巧诈之尤。伊受朕殊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陈奏。如果贼径十分险峻，伊曾身同士卒尽力进攻，屡冒锋刃，犹不能克。再调劲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亿浩繁，徒糜帑项，则当以实在情形奏闻，请旨停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