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短视行动的典型案例。当时，推翻萨达姆政权是重中之重，美国根本不考虑日后伊拉克将会怎样。布什政府执政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要清除萨达姆，新上任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在布什就职典礼后不到72小时就明确提出要“更替伊拉克的政权”——当时离九一一袭击事件爆发还有几个月。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的注意力几乎立即转移到了萨达姆?侯赛因身上。当美军牢牢控制了阿富汗之后，国防部开始全力部署美军在伊拉克的行动。正如拉姆斯菲尔德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将军的会议记录所表明的，现在的问题很简单：“什么时候动手？”
    美国设想了三种可能，每种可能都能让它有足够的理由采取军事行动：萨达姆可能会“向北部的库尔德人采取行动”，2001年11月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这样怀疑；或是证明萨达姆“与九一一袭击或炭疽袭击（2001年9月，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被寄给数个新闻媒体机构以及两名美国参议员）有关”；或者调查指控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似乎是条行得通的理由，正如底下的一条批示所说的：“现在可以想想怎样进行杀伤性武器调查。”
    2002年全年一直到2003年初，随着生化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进入关键阶段，伊拉克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当然不肯罢休。一份报告指出，由于缺少巴格达与九一一事件有关的确凿证据，只有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可能支持开战，而且他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政治代价”。而另外一份报告则强调了如下事实：“许多，甚至是大多数与美国结盟或亲近的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对在伊拉克全面开战颇有顾虑。”由于估计到联合国不会明确授权采取行动，美国开始为发动全面战争寻找合法外衣。
    关键在于要确认伊拉克不仅计划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正在偷偷摸摸这么做着，同时还给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设置障碍。某些时候，这给核查人员本身也造成了麻烦，他们不得不夸大事实、寻求妥协，否则就会有危险。例如，2002年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巴西人何塞?布斯塔尼（José Bustani）在一次特别的闭门会议后遭到罢免，这是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首次被强制解除职务。美国极尽所能地捕风捉影，决意将针对伊拉克和萨达姆的指控做到滴水不漏。2003年2月5日，科林?鲍威尔在联合国会议上说道：“我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有确凿的证据支撑。没有一句是推断。我们给出的都是基于可靠情报的事实和结论。”
    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仅仅在一周以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找到伊拉克试图恢复其20世纪90年代核武器计划的证据。但这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核实。”2003年1月27日，联合国监核会主席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表示，尽管核查人员不时会面临骚扰，但“到目前为止，伊拉克对核查人员提出的要求基本上还是非常配合的”。
    最终，美国没有找到萨达姆?侯赛因与2001年“基地”组织袭击直接有关的证据。事实上，2003年3月19日美军在入侵巴格达后所发现的数百万页的文件中，几乎没有找到提及恐怖主义的字眼。相反，与伊拉克情报机构相关的文件显示，伊拉克还曾经力劝巴勒斯坦解放阵线首脑阿布?阿巴斯（Abu Abbas）等人不要采取任何过激行为——该阵线曾在20世纪80年代策划过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袭击行动。这些文件表明，伊拉克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美国发动攻击，除非美国入侵伊拉克。
    同样，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些在脑中构想出伊拉克拥有庞大而复杂的核武器计划、从而威胁到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人，也根本没有事实依据。那些被科林?鲍威尔认为是生物武器设施、而且“藏在棕榈树丛里……每个月至少转移一次以躲避探测”的拖车，后来被证明是气象气球，正如伊拉克当初所解释的那样。
    美国不计一切代价地清除萨达姆，导致它在长远规划上出现了严重失误。战争期间，各种文件和书籍描绘的都是解放伊拉克后的美好未来。一项重要的研究资料乐观地指出，伊拉克的石油是一笔“惊人的财富”，它能“惠及该国的每一个公民”，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哪个宗教。人们幻想着财富将会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对未来充满不切实际的期望。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想法也是无处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不一样，它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国家。”2003年2月，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在一次简报会上说，“伊拉克人民有着巨大财富，他们（将轻而易举地）承担起重建国家的大部分重任。”在2003年3月，即美国入侵伊拉克8天后举行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副手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也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观点。他坚信，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充足财力去重建自身的国家，这一进程不会花费太长时间”。他轻松地预言，石油将在未来两三年内为伊拉克带来500亿到1000亿美元的收入。
    除掉萨达姆将使伊拉克变成一块流淌着牛奶和蜜糖的土地，这种观点无疑是一厢情愿。当军队进入阿富汗，政策制订者曾严肃地指出，美国“不应与塔利班之后的阿富汗有任何军事上的牵扯，因为美国将大力投入到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斗争中”。在伊拉克也是如此：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计划，入侵伊拉克需要27万名军人，但是三年半之后只需一支不超过5000人的地面部队。在放映幻灯片时，人们只想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所以这一规划看上去很合理。换句话说，这些战争都是能够速战速决，并且能为整个亚洲中心地区建立全新平衡秩序的轻型战争。
    然而，在这两个地方，战争最终都变得漫长无期且耗资巨大。巴格达政府倒台后，内战和大规模暴动席卷了伊拉克全国。同时，阿富汗对美国的干预也在做着坚定而多变的抵抗，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反抗苏联人那样，巴基斯坦也再次为这些不屈不挠的阿富汗战士提供着关键的支持。数千名军人付出了生命，超过15万退伍老兵受到了七级以上程度的伤残。军事行动还造成了数十万阿富汗平民伤亡。这些平民或者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交火地点，或者遭遇无人机和汽车炸弹的袭击，而美国将这些都称为“间接伤害”。
    战争耗资的增长速度同样让人吃惊。据估算，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动的成本高达6万亿美元。如果将长期医疗护理和伤残补偿金也算进的话，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要负担75，000美元。这也意味着美国的政府债务在2001至2002年间上涨了大约20%。
    甚至，连军事干涉本身的效果都大大低于预期，而且还让许多事情变得更糟。到了2011年，据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他在当年3月的白宫会议上认为前景暗淡）称，奥巴马总统几乎已经准备放弃阿富汗了：“总统不信任他的司令彼得雷乌斯（Petraeus）将军，不能忍受卡尔扎伊（Karzai，阿富汗总统），对他自己的战略方针没有信心，也不认为这是一场他自己的战争。他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撤出来。”这一表述惹恼了卡尔扎伊总统（在很多人看来，是西方扶植了他、支持着他并且喂饱了他）。他告诉作家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因为美国的政策，阿富汗人受到了巨大的伤害，美国人“不是在打击恐怖主义，他们（恐怖分子）从未被消灭，美国人是在不断地伤害着阿富汗和她的人民”。他说道：毫无疑问，“这是背叛”。
    同时在伊拉克，人们只能看到人员的伤亡、高昂的代价和破灭的希望。在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十年后，该国的民主状况依然令人担忧。在人权记录、媒体自由、少数民族权益、腐败行为和言论自由方面，现在的伊拉克并没有比萨达姆时期表现得更好，在某些方面甚至做得更差。少数民族遭受着荒唐的暴力行径，动荡和骚乱使得这个国家陷入了瘫痪，前途一片暗淡。
    这对整个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九一一袭击发生两周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给布什总统的建议是：“我们应尽量避免造成美国人正在杀害穆斯林的印象。”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敏感印象，更多的人开始关注那些未经审判就被囚禁在关塔那摩（Guantánamo）监狱的囚犯——美国之所以特别选择这里，是为了让犯人不受美国宪法的保护。对伊拉克战争爆发原因的调查发现，决策者们曾故意歪曲并篡改了某些事实，以便让他们在闭门会议中商量出来的决策能够获得支持。美国还对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媒体进行控制，让记者们用“美国官方信息”鼓吹自由概念、描绘美好民主未来，这种做法使人不禁想起当年只顾梦想、不顾现实的苏联式的政治宣传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