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我去阿尔泰

现在，在这个不眠之夜，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她的那个同桌，特别是那个同桌怀里抱着的小家伙。…… 
  夜里，她的病房的灯光总是开着的，护士每隔半小时就来一趟，万喜良也时常过来探个头。他们一来，她就赶紧闭上眼，装睡，她知道，他们是怕她自杀，自杀是严重失眠者的副作用之一。不久前，这个医院就有一个人用刀片割腕死掉了。她想，她不会，她才没那么傻呢，就是为了万喜良，她也不会。 
  她不会，她想，其他人大概也不会。 
  结果，这天午后晒太阳的时候就碰见了这么一位。那是一个新来的病人。凑过来突然对她说能不能求教你一件事？她注意这个新病人总是用一只被肥皂水泡白的手把一绺绺散发向后撸，很神经质，她说有事尽管说。新病人紧张兮兮地问道，你觉得哪种自杀方式最简单而又不太痛苦？她被下了一大跳，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新病人掰着手指头，说上吊、跳楼、服毒、车祸、割腕、投河、剖腹等等，哪一种死法都不太舒服。她说世上就根本不存在舒服的死法，歇歇吧，别伤那脑筋了。新病人不信，非说只要集思广议，办法总是有的。从那天起她就替那个新病人担着一份心，惟恐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半个月以后，她又碰见了她，满脸红润，和男朋友端着食品托盘从那头走过来。她故意问她找到最佳自杀方案了吗？新病人说找到了，就是拼命吃，吃饱了撑死，要不就是拼命爱，纵欲过度而亡。把安静气得够戗。 
  她不得不承认，对方所选择的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死法。也自有一定的意义。不过，自己似乎更幸运些，因为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遇见了万喜良，才使她补上了恋爱这一课，一个人，在人世间走一遭，连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都没有过，岂不是太失败了吗？ 
  通常在凌晨四点左右，她能睡上一会儿。这时候，鸟儿已经醒了，开始叫了。等她睁开眼睛的时候，万喜良一定会在她身边。他已经给她准备好了早餐。此时此刻的万喜良，在她眼里要多可爱有多可爱。有一回，万喜良对她说你看我哪儿长得不顺眼，告诉我，我去整形科修理修理。她回答说如果从人文主义角度看，所有能与一张脸和谐相处的部分就是那张脸上生来就有的东西，原装的最好。她吃东西时，他就在旁边盯着，吃少了，他会说趁着我还能出去买，赶紧多吃点，也许以后只能吃护工送来的那些大食堂做的难以下咽的食物了。 
  她吃不下，食欲几乎等于零，于是，她就找各种理由搪塞他，甚至刁难他，偏偏，他有足够的耐心与她周旋，他会夹起一块里脊肉送进自己的嘴里，然后又夹起一块喂她，说这样总可以了吧。不偏不倚，公平合理。她只得就范。 
  她变得越来越依赖他，如果有谁来找她，他回避一下，她也会不满，会说只有爱斯基摩人在来客的时候，把自己的女人和食物留给客人，而自己却走开。 
  万喜良从不跟她较真，多半会用调侃的口吻说不光爱斯基摩人这样，蒙古人也这样，接着又扯到日耳曼人或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不知不觉就把她带沟里去了，不再闹了，开始很学术地跟他讨论起种族问题来。 
  她每天要服用各种颜色的小药片，还有胶囊，都苦得要命，对味蕾有极强的腐蚀作用，万喜良想出一个办法，先把巧克力在阳光下晒软，然后再把药片镶嵌其中，她吃巧克力的同时，把药也吃下去了，神不知鬼不觉。 
  她对巧克力有一种病态的痴迷，永远吃不腻，只是怕胖，所以有所节制，现在，病了，顾不得那么许多了，吃起来更是肆无忌惮了。 
  她知道，她完美体形的黄金比例早已被破坏了，该胖的地方不胖，该瘦的地方却又不瘦，虽然没有镜子可照，她还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因为，她的许多衣服已经都不合体了，连心爱的牛仔裙都穿不下了。没办法，除了坦然接受还能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得病来着！ 
  让她不能坦然接受的是，她引以为荣的飘飘长发也无法再打理，强打着精神去一趟美发厅，总是做头做到一半就睡着了。最后，她只好把头发束成一个马尾，简化程序，早晨起来，用一条蓝色的发带一束就可以了。她对万喜良说她放弃了过去的自我，是从变换发型开始的。万喜良抚摸着她的头发，说这样也很漂亮。她问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向毛主席保证。 
  人从得病的那天起，个人生活就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萧条期。她听说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的当天，曾爬到一座三十九层高的楼顶，往下看，那些人，那些车，那些纵横的街道，在她眼里都已经物化，让她一点感觉都没有。曾经有过的一切就此终结。她是个另类。办住院手续的时候，她在主任办公室看到了一尊人体模型，模型上标明了人体上所有的器官和穴位，就此，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里，一个人的道德水准、性格特征以及模样长相什么的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你患病的那个位置，你不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你只是由血肉、骨骼、微血管和神经组合而成的一个物件，跟那具人体模型没什么两样。她以为病后的她会颓唐下去，然而，却没有，蒙头大睡了三天之后，她又精神了，仿佛贴近了更为清醒的世界，她一气写了好几封信，都是写给平时跟她关系最僵的人，向他们表示了良好的祝愿，这样，她心里才踏实，带着平静的宽容的微笑一步一步地走向死神。 
  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她遇见万喜良之前。万喜良给她开了一扇窗口，让她见识了她从来不曾见识过的风景，她感激他，由衷地。只是，每当她坐在他的膝上跟他接吻的时候，她的脑际都会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我们要是不病该多好，也许我们会结婚，举办一个小小的婚礼，她穿着婚纱，听他在她耳边叫着她的昵称…… 
  好在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也都有人住进来，而她还活着，还爱着，还被中意的人吻着，她的脸上就再没有任何焦灼不安的痕迹了。一天，一个新病人问她病了多久了，她说有好几个月了，那个新病人脱口说了一句，病这么久，还活着呢。万喜良在旁边听了，一下子就火了，她却没有恼怒，心里反而想，是啊，病这么久，还活着，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你该知足了。 
  想开了，心胸就宽阔了许多，跟病友和平共处起来也显得自然了。很多女病友都愿意敞开心扉，跟她说些知心话。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师告诉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好，只要允许每天都要亲热，可是，她要死了呢，很难说她的丈夫不会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所以，她决定，她临死，一定也要拉上丈夫做垫背的，免得让别的女人勾走他。安静劝她半天，也没用，她只是低着头笑了笑，那笑容有些难为情，却又充满了对往昔岁月的追忆。 
  安静说豁达点，亲爱的，既然爱他就该让他快乐，随他去。那个小学教员说他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即使是我死了。她还说她丈夫是世上最潇洒、最英俊、最玉树临风的男人，平生再没见过第二个长得这么帅的。 
  后来安静真的见到了那个男人，特失望，那男人长得跟他妈的土豆一样。 
  安静把这个故事讲给万喜良听，万喜良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小学教员死了以后，她才知道，那个土豆一样的男人早就有了外遇，每次来医院，都让他的情妇在门口等着，敷衍完妻子以后，就跟情妇寻欢作乐去了。 
  安静就说早知道他是这么一个货色，还不如当初让他给他的妻子殉葬呢。万喜良微微一笑，说医院是个大舞台，天天上演着人生悲喜剧，呆久了，看多了，就见怪不怪了。 
  呆久了，真的见怪不怪了，那是因为麻木，从精神到肉体都是。一度，她总做梦，做一个相同内容的梦，那个梦是这样的：一天，主任给每个病人复查，给她复查的结果是误诊，她根本不是什么晚期肝癌，而是普通的肝硬化。主任一个劲向她道歉，她不干，要跟医院打官司，她甚至还给了CT室那个为她照CT的年轻医生一记耳光，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昂首阔步地走出这个被造物主遗弃的地方。每次梦做到这里就戛然而止，她就会醒来。她把这个梦讲给万喜良听，万喜良说他也做过类似的梦，醒来之后，发现原来这是一个梦，就赶紧闭上眼睛，恨不得把这个梦继续做下去……她说做这样梦的人一定是一个傻瓜。她明显地一脸沮丧。万喜良鼓励她说既使是傻瓜，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傻瓜，而且是身残志不残的那种。 
  到探视的时间，其他病房都热闹了许多，安静和万喜良这里依然是静悄悄的。这一天也是病友们改善生活的日子，比如红酒烹鲤鱼什么的，便是她到厨房里叫厨师把鲤鱼切成什么形状，葱头、丁香和面包渣什么时候放，接着再搁多少糖，多少奶油、多少红酒，做出来色香味俱佳，绝对棒。万喜良问她从哪儿偷来的手艺。她说从书里，这道菜就是从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看来的。万喜良说敢情是纸上谈兵啊。他诙谐地笑了，你以为呢！ 
  这里也常有病友住到半截就出院，那一定是囊中羞涩，住不起了，与其在这里躺着，还不如回家享两天清福呢，左右是个死，他们这样说。其实是他们不愿意拖一屁股债，自己一蹬腿走人了，留下亏空给儿女们增加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