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惊涛中的毛 泽 东与蒋介石

张治中说的这些情况，可能杜聿明还是头一次听说。
  杜聿明感激万分：“共产党真正乃我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 改造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报答党和人民恩惠！”
  杜聿明带头一说，会场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战犯们争着说 自己最深的感受。张治中很高兴他的学生们能有这样大的进步。 他请一旁的邵力子先生讲话。邵力子虽然已经76岁髙龄，身板 却很硬朗，记忆力也特别好，在场的许多人他还能喊出姓名。说 起黄埔的旧事，他也是一清二楚。他向学生们简要介绍了国共最 后一次和谈的情况：“当年文白先生和我们几个人来北京参加两 党和谈，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作了很多让步，国民党完 全可以接受。无奈当局无和平诚意，坚持顽固立场，致使战火又 燃，给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国家元气更伤。傅作义将军、程颂云（程潜〕毅然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或接受和平改编，或领导起 义，是十分明智和顺乎民心的行动。我们黄埔一期同学中，郑洞 国同学在长春和平投诚，陈明仁同学在长沙和平起义，是识时务 的俊杰，应该成为我们的黄埔同学的榜样。
  几位同学唉声感叹，悔不该当初与人民为敌，落得如此下场。
  邵力子说：“文白先生刚才向你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 指示，只要你们真心诚意地悔改，一定会得到人民的谅解。”
  张治中也补充说：“周总理要我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 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两位老师走了，却给功德林留下了希望。
  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 1959年6月至10月，他们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 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9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 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 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 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 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 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9年9月14日
  这个由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很快传向党内外。9月15日， 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和 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座谈会，通报了建国10周年特赦问题 的有关情况并作了说明。
  几天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刘 少奇据此发布了特赦令。
  消息传来，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战争罪犯们个个掩饰不住内心 的喜悦，争着看报纸，有的把毛泽东的建议和恃赦令工工整整地 抄在笔记本上。夜深入静时，他们有不少人失眠了，不知喜鹊能 否登上自己的枝头。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第一批释放。这天正赶上中秋佳节，往年这一天，总不免因月圆人不圆而惆怅， 今年则大不相同了，许多特殊家庭有了 “月圆”的希望。
  至此开始，一直到1975年3月19日结束，国民党在押战争 罪犯分七批全部处理完毕。
  ●3.蒋介石制定“国光计划”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加之政策失误，经济上出现了连毛泽东都不能随便吃肉的困难局面。
  到了1962年4月，大批中国大陆难民涌入香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据统计，仅4月份难民人数就从200增至1500 ；5月2日一天之内，难民即达千人；5月14日有4000难民；5月19日又增至5000人。
  蒋介石得此报告，乐在心里，喜在眉梢，认为这是天赐良 机，此时不“反攻”更待何时？他不顾自己已是70多岁的老翁，亲自出马，连日在阳明山和风山基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将，布置制定了庞大、周密的反攻计划。
  在一次会议上，他询问在座的将领，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
  谁也不敢吭声，怕说不对蒋介石心思遭殃。
  于是蒋介石瞪圆了眼睛，搜寻着发言者。他的目光划过谁的 脸上，谁的心里都在打顫。他第一个选中了自己的黄埔学生、现任“陆军总司令”的罗列。
  罗列在大陆与共产党军队直接交过手，算得上“勇将”。此时不敢隐瞒，秉直说道：“我看没有把握。”
  蒋介石正在兴头上，被浇了冷水，立刻声嘶力竭地撤了罗列的职务，改由刘安祺担任。刘为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
  蒋介石顿时脸上堆笑，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 高雄港登船出发。许多士兵都被逼写好了遗书，随时准备“殉死”。
  刘安祺日后口述这段历史时说：
  “我在陆总的头一两年，经常和老先生（蒋介石）在东埔的 山沟里进行登陆作业、研究登陆地点。那里原来是行政院的一个 疏散地，很少人知道，只有老先生、我和几个重要幕僚常去…… 那时一鼓作气可能就上去了，美国人就怕我们拖他下水。那时大 陆正在闹难民潮，是很好的机会……”
  蒋介石要刘安祺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刘氏又说： “我们还根据沙盘作业在南部地区，包括嘉义、台南、高雄 举行‘昆阳演习’，包括海、陆、空三军，以陆军为主，是历年 来规模最大的演习。我在演习中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当时计 划主力在金门对岸的围头登陆，此外，潮汕、青岛都是登陆点。演习的时候在林边附近的海岸设了一个登陆发起站。”
  刘安祺还说：“因为美国人盯得很紧，我们也怕消息泄露出 去，所以行动相当隐秘。”
  事实却不然。虎年一到，蒋介石就不断向美国访客强调，反 攻大陆的日子来临了，只要“国军”部队登陆大陆沿海，大陆同 胞一定会闻风起义。当时美国国务院中负责情报及研究的希斯曼 说，国民党政府“通过官方和非官方、公开与私下的管道，一直 向华府施压，而且日甚一日。”
  蒋介石拟定的反攻计划，先叫“国光计划”，后又改为“旭光作战计划”。
  “国光计划”是蒋介石密令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精选优秀军官，配合参谋本部若干人员，成 立一个作业中心。后来，美国得悉蒋方瞒着他们搞“国光计划” 后，勃然大怒，台湾当局只好请美国人也来参与，该项作战计划也随之易名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 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迎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 地，建立攻势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地发展。
  希斯曼在回忆录《推动一个国家——肯尼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政治策略》里透露，肯尼迪政府面对来自亲台北者的巨大压 力，内部引发了两种不同主张的激辩。一派主张支持国民党军反 攻，认为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在沿海建立滩头阵地后，可能造成 星火燎原之势，已经和中国分手的苏联，不可能出兵助战；持反 对立场的人则表示，国民党军打算先行在沿海登陆一、两个师的 目的，乃是企图引诱美国介人，并导致美国与中共发生大战。他 们担心国民党军登陆后，大陆同胞并未揭竿而起，中共亦未垮台，则岂非要重演一年前（1961）古巴猪湾事件的惨剧？且后果可能更糟。
  这倒使主管情报研究机构的希斯曼大为苦恼。他虽然尽全力 搜集中国大陆方面的情报，但连自己也不相信手无寸铁的中国老 百姓会起来对抗大陆政府。在大陆的中国人是不是真的不满新中 国，这种“不满”会不会升华到“集体抗暴”，他心中无数。终 于有机会和一个人讨论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问题，这个就是蒋经国。
  1962年3月初，美国在马尼拉举行驻亚太使节会议，远东 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嘱希斯曼专程赴台了解国民党当局的反攻 意图。希斯曼于3月8日下午飞抵台北松山军用机场，即直奔蒋经国办公室。
  蒋经国秉承父意，引用大量“敌后情报”，向希斯曼说明 “反攻大陆”的理由。小蒋多次重复老蒋近些时候的讲话，如 “面对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真是报国救民千载一时的机会”； “今日反共形势，我们已由掌握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 的时候了”，等等。
  归纳地讲，蒋氏父子对1962年“反攻大陆”充满信心，其依据是：
  第一，蒋介石将大陆看得一片黑。蒋介石宣称： 中共“现在是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 饿，空前未有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 当口”； “陷于全民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中共部队的效忠精神业巳愈来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 权无法以较人民为多的食粮配合供应他们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