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泽 东与郭沫若

之后，他颇动感情地对秘书戎笙说了一篇话。他说：
  年轻人对我一些看法和用语不太懂，不了解，这都没有什么。年轻人简单一点，偏激一点，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原谅的。只是有人批判“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恐怕就不只是简单偏激。我在日本时，写过几篇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如《国防·污池·炼狱》、《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蒐苗的检阅》、《在国防旗帜之下》。那时，日本的便衣警察和宪兵三天两头要来找我的麻烦，写这类反帝、爱国的文章要担很大的风险的。这就是投降吗？向谁投降？向蒋介石国民党投降吗？1927年3月蒋介石委任我当他的“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我没有接受，反而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全国通缉，亡命日本时，千辛万苦写了一部《甲骨文字研究》，托国内的朋友找地方出版。许多出版社不识货，不肯出。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看了，答应在该院集刊上发表，以后再印单行本，稿费还相当优厚。但我拒绝了，因为中央研究院是官办的，我便回信说“郭某耻食周粟”，讲的是一点骨气。抗战爆发后，我便马上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不愿当他们的官，愿在群众性的抗日团体里工作，也有耻食周粟的味道。后来好多同志劝说，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开导，才接受三厅厅长职务，利用这一身份和他们斗。这些来稿说“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口号，那是不能服人的。
  说这一大段话时，郭沫若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甚至还可以说颇为痛苦。他怎么也想不通，时间并未过去很久，一些事情怎么就这样被弄得模糊不清甚至是非颠倒呢？我郭沫若是什么人，干了些什么事，历史上清清楚楚，还用得上这样清查追问吗？
  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迹，就在他读过这些来信来稿后的4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扩大）会议上，郭沫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即席发言，讲了一段对于自我进行否定的话，其中说到：
  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数字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我们现在很难真正准确把握郭沫若说这段话的深层意图。是故意说气话吗？话中说到过去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之类，语气相当诚恳，不太像。是真心实意认为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没有一点价值”，应该“全部把它烧掉”吗？以郭沫若过去自视甚高及前一天对秘书戎笙说的话印证，也似乎不像。显然，一直到这时，郭沫若内心仍是充满矛盾和苦恼的。他表面说烧书是一回事，内心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又是一回事。不过，总的说来，此时此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思想上实在是十分迷惘，十分痛苦的。
  郭沫若在说过这段话的几天后，就离开北京去四川了。他想回一趟老家乐山，看一看自1939年以来阔别27年的故乡。也许，他正是以此行作为散心，从京城里剑拔弩张的氛围中解脱出来。
  没想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得知郭沫若的讲话内容，大感兴趣。
  此时的康生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他正需要郭沫若这样的人所作的全盘否定自己的讲话。连郭沫若这样一直被称作“革命文学家”以至“国家领导人”的人，都表示要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其他等而下之的人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正是说者无心（？），听者（康生）有意！
  康生立即通过长途电话命《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这一讲话。
  《光明日报》哪敢怠慢，也立即与留京的郭沫若的秘书戎笙取得联系。
  按照规矩，戎笙不敢作主。他表示需请示郭沫若本人同意方能发表，而目前他在外地，无法向他请示，最好等他回京后再说。
  《光明日报》的编辑感到很为难，说是康生的紧急指示，要求早日见报，等不及了。他们只好向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借来记录稿，自己动手加以整理。
  可能对未经郭沫若同意就发表他的讲话这样的大事，《光明日报》也怕负责，便将郭沫若的讲话稿送进了中南海，摆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的眼睛一亮。他老人家此时正需要有声望有影响的文化人的支持。他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
  就这样，4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这一讲话。编者还为它拟了个标题：《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5月5日，《人民日报》也照样刊载了这篇讲话。
  郭沫若这篇题为《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讲话见报，不只是起到“文化批判”的信号弹作用，甚至也起到“批判文化”的炮弹作用。一些文化人读后不仅是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惶恐不安：既然郭沫若是我国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是国内文化人的带头羊，他都表示过去所作所为不对，所写的东西要全部烧掉，别人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郭沫若这篇讲话的发表，影响还不仅是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说，一些友好国家友好人士一时也大惑不解。许多日本友好人士就要求到中国来面访郭沫若，想问问他此话当真，是何用意？
  随之而来的是也招来许多对郭沫若的诟骂声：
  “郭沫若投机。”
  “郭沫若老滑头。”
  “郭沫若自保，让大家受罪！”
  ……郭沫若一时有口难言。不过，他耳朵一向重听，他也听不见那许多骂声。
  紧接着，5月1日晚一道急电，郭沫若又被召回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对于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的讨论。
  当时郭沫若正在成都、攀枝花等地参观访问，还准备回沙湾老家与兄弟姐妹团聚。他只好中断旅行，紧急赴命。
  由于多年的交往，郭沫若对毛泽东一直是完全信任，无限尊敬的。现在，当他列身于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毛泽东本人未出席这次会议，但郭沫若知道自己能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参加如此重要问题和文件的讨论，显然有毛泽东的意图和信任。因此，他除了完全拥护完全赞成，不可能有其他别的什么表示。
  其实，当时还真轮不上郭沫若怎样表态，他不过是被邀列席的属于“扩大”的一份子。就是那些正儿八经的政治局成员又怎么样，他们除了“积极讨论”，“完全拥护完全赞成”外，又还能怎么样呢？
  《五·一六通知》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其于1966年5月16日通过而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从批判彭真等人草拟的《二月提纲》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对于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传达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它是一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当时一些基本思想就集中体现在这一《通知》之中。
  毛泽东亲自为《通知》作了修改和大段补充。例如他写道：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
  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又如他说《二月提纲》的作者：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