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泽 东与郭沫若

  最后，他在《通知》结尾处指示人们：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旗帜，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除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些话时，实实在在地会感到它们字字句句无不充满强烈的战斗性和火药味，真是令人感到畏惧。但在当时，这个《通知》竟然受到多少人热烈的欢呼！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欢呼的人群中，不少人正是《通知》中所要打倒的人，可他们一点都未觉察，以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革命者”，而别人才是被“革命”的对象。而一旦“革命”烈火烧到他们自己身上，他们后悔已晚，许多人甚至到死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及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央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五·一六通知》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逐级传达，并通过报纸和新闻广播等把它的内容公布到全社会。由此，毛泽东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迅速在全国蔓延。于是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夜之间，几乎席卷全国。一时间，真正是天下大乱。
  有些人感到有些不解，可毛泽东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林彪说得更赤裸裸，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就是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郭沫若开始感到矛盾、痛苦，感到疑惑不解和无所适从了。他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可又不得不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林彪已有言在先，对于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既然如此，郭沫若还有什么话说，又还能够作出什么别的选择呢？
  此时，已经有些大学生开始贴批判郭沫若的大字报了。
  郭沫若虽可谓“身经百战”，大风浪里行过船，可眼前这样的场面还真是第一次。这一次，真让他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大潮大涌。
  周恩来知道了有人贴郭沫若大字报的情况，十分关切，十分着急，立即把郭沫若列入应当保护的一批干部名单之中，并送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个名单。在毛泽东眼里，“郭老”还是革命的！他既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绝对是“学术权威”，可还戴不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而且运动开始时也很积极，表过态要“烧书”，这样的同志和老朋友是应该保护一下的！
  就这样，郭沫若在运动高潮期才免除了批斗之苦。
  为了报答毛泽东周恩来对自己的保护，郭沫若此时只有要求自己更好地支持和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努力用自己的言行来证明这一点。
  7月4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郭沫若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当时，各国作家都不知道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惶惶然，到处乱糟糟，中国要搞“文化大革命”。何谓“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要“革”资产阶级的命？还是干脆要“革”一切文化的命？郭沫若这样的中国大作家要烧自己的书，还开什么“作家会议”？……一连串的问题在到会的亚非作家们头脑中盘旋。
  其实，何尝是这些外国作家，国内的作家以至所有文化人头脑里谁没有这样一连串问题？
  郭沫若感到有必要把问题说清楚，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作一些解释。
  他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会上向与会的各国作家阐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意义、方针政策。同时对自己说过“烧书”的意思作了说明。他说：“……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我这番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它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两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正常的事……”
  我们现在也很难体认郭沫若说这番话时的真实心情。国外当然有“反华势力”，“反动派”要“反华”，都不值得奇怪。但是，当时国际上很多人包括一些亲华的朋友对中国搞“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郭沫若说的要“烧书”，简直感到惊讶。历史上只有两次着名的“烧书”，一次是中国古代的秦始皇，另一次则是现代德国的希特勒。这都是与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为敌，是极野蛮极残暴的行为。难道今天的中国还要重演这一幕历史吗？郭沫若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成什么样子，究竟会搞成什么样子，自己心里也是没有底的。但是，他不能不站出来说话，替共产党和毛泽东做一番解释。对此，尽管这些话，不免带有饰非的成分，而且也不能完全自圆其说，不过可以说，郭沫若在主观上是想为“文化大革命”做出正面解释的。
  以郭沫若当时的身份和地位，连毛泽东都要借重他，江青就更对郭沫若寄予不小希望。
  当时，由于江青的“向文艺黑线专政”，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群众很有意见。江青就想在文艺界找一些有名望的人来帮她。老奸巨滑的康生就给江青出主意说：“现在能拿得出手的只有郭沫若了。”江青听了康生的意见，就想聘请郭沫若担任“样板戏”的顾问，请他帮助修改“样板戏”。
  为了收买郭沫若，江青决定请郭沫若搬到钓鱼台去住。江青的意思，这实在是最高的礼遇了。她计划把郭沫若的住处安排在康生和江青住房之间的一栋，甚至还亲自领郭沫若、于立群夫妇去钓鱼台看房子。江青还亲自为郭沫若拍彩色照片。
  要知道当时拍彩色照片可新鲜，不是一般“消费水平”的人所能享受到的。又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师以上干部看“样板戏”，江青还热情地亲自搀扶郭沫若入座，一时引起议论纷纷。江青何许人也？在当时，她真是权重一时，炙手可热。她居然如此对待郭沫若，别人对郭沫若能不更加刮目相看吗？
  然而，郭沫若还是有些“迂”，有些不识抬举。经过再三考虑，他终于没有领这位第一夫人、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的情，既没有当顾问、改剧本，也没有搬房子。这样，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在江青看来，郭沫若这“老头儿”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该对他“修理修理”了。
  1967年5月25日，江青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为由，在《人民日报》上以《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为题，发表毛泽东1944年1月9日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信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话，被有意删去。这删节是否经过毛的同意，郭沫若不得而知，又不好打听。但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删削的份量。这显然是一种态度，一个信号。这可以理解是在暗示公众：
  郭沫若“有问题”，尽可大胆冲击。联想到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专栏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大字报甚至贴到了郭沫若寓所门前。流言蜚语更是纷至沓来，其中编造得最离奇最恶毒的，是指控他不久前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的字样。（真正是天大的笑话！）红卫兵为此到郭沫若寓所门前示威，“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泽东”的弥天大罪。郭沫若明白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为了自保，他感到迫切需要表白自己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
  10天后，即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举办讨论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实际领导这次讨论会的东道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竟被安排在后排就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