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泽 东与郭沫若

  当时江青还组织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后来取其谐音，以“梁效”署名）连篇累牍地撰写评法批儒的文章。也不知这些人是出于无知，抑或因为无耻，他们居然把整个中国的历史歪曲成一部儒法斗争史，进而荒谬绝伦地推论出法家都是爱国的，儒家都是卖国的。
  当时一贯崇儒的北京大学着名教授冯友兰迫于形势，也写了两篇批孔文章《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知道后，饶有兴趣地叫人拿来给他看。在看完两篇文章后，他对人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后来这两篇文章在《光明日报》1973年12月3日、4日公开发表时，郭沫若的名字和《十批判书》的书名都删掉了。
  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郭沫若“尊孔反法”的学术思想，但他无意从政治上来批判郭沫若，更不想伤害这位多年的老朋友。他要“打倒”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尽管认为郭沫若尊儒，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但他并不是要打倒这位老朋友，最多，不过是想以自己的看法影响这位老朋友，让这位老朋友放弃原有的观点，转到批儒崇法的立场上来。
  然而，江青一伙还是不死心。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了国务院系统的近两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是一次别有用心的大会，一次杀气腾腾的大会，对于郭沫若更是一次造成他刻骨铭心的痛苦的大会。
  那是一个严寒的冬日，彤云密布。偌大一个体育馆挤满了人，空气十分混浊。会场上旗帜招展，大喇叭哇哇乱叫，让人眼花缭乱，喘不过气来。
  江青一伙人坐在主席台上神气活现。
  就在这次大会上，江青公然蛮横地点了郭沫若的名。她表面上还假惺惺地叫郭沫若为“郭老”，说了一些郭沫若的好话，可内心十分凶险。她拉腔拉调地说：“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的，郭老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
  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可她的话锋突然一转，马上板起面孔严厉地说：“他这个《十批判书》是不对的。”她还引用毛泽东说过“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话，把郭沫若叫起来站着当众侮辱达数分钟之久，这无异于当众对郭沫若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那分量，江青和郭沫若以及在场的听众都是心中有数的。
  会后，郭沫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前海西街18号的家里，加上内心郁闷，一句话都不想说。家里人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
  就在这时，周恩来派人来探望，并对郭沫若的家属、秘书和工作人员说：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郭老的安全。并且传达了认真保护好郭沫若的四条具体措施：第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搬到大房间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秘书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郭沫若听后无比激动地连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周总理在大会前还亲自来看望过郭沫若。周恩来总是说：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着作，并表示自己也要研究他的着作，只有读了书才有发言权。他还对郭沫若的秘书和孩子们说：咱们大家都要读书，要不，就没有发言权。
  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关心十分感激。他此时心里十分清楚，周总理实在不可能对他有更多更大的保护啊，他自己也还处境艰难，要对付多少难以对付的事啊！
  “1·25”大会是背着政治局召开的，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在知道情况之后，十分生气。他下令扣留准备发到全国各地的“1·25”大会实况录音带，客观上也使有关批判郭沫若的那些话没有在全国扩散。
  这使郭沫若感到别有一番暖意在心头。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感激，也出于“自觉革命”的要求，他于2月7日，抱病写了两首题为《春雷》的七律奉呈毛泽东。
  诗曰：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在这两首诗中，郭沫若用回答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的方式，一方面检查、批判自己过去的观点，一方面表白自己重新学习、重新认识的决心，表示要用毛泽东思想的“神方”排除自己脑子里的“蛊毒”，和工农大众一道去“涤除污浊绘新图”。这一些，可以说都不是虚情假意的表态，而是他的确如此想，如此认识“批林批孔”的重要意义的。实实在在，两首诗都给人充满“诚惶诚恐”之感。
  这实在是够难为郭沫若的了。
  但我们也不要太天真，以为郭沫若的这一转变是极为容易、轻而易举的。实际上，其中不知有多少矛盾，多少痛苦！
  我们知道，就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排山倒海的五四时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参与者的郭沫若，也并没有对孔子及其学说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依然对孔子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孔子是个“球形的天才”，全世界只有德国的哥德和孔子堪配这一称号。1920年1月18日，他在致好友宗白华的信中写道：“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底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精透的文学。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底存在，是断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个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他对孔子的认识有所变化，但基本的评价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动的。
  而今他在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强大威力”下，不得不“弃旧图新”，此事是耶？非耶？对于郭沫若以至对于我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来说，幸耶？不幸耶？现在已经是洞若观火了，可在当时，又有谁能够体认到郭沫若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呢？
  然而，即便如此，江青一伙还是不甘就此罢休。
  这次大会后不久，张春桥和江青先后窜到郭沫若家里，指责他歌颂孔子骂了秦始皇。张春桥摆出一付“权威”的架势，把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剧作和论着说成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江青更是施展各种手法，软磨硬缠，逼他写“批宰相”、“批大儒”的文章。郭沫若知道那是针对周恩来的，即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喋喋不休地纠缠了近三个小时，郭沫若五内俱焚，急火攻心，当夜即发高烧，住进了医院。
  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被张春桥、江青逼生气而生病住院的情况后，立即指示要精心治疗，并常派自己的医生去医院探望。随后，毛泽东也派人来看望郭沫若，并又要去了他写的《读〈随园诗话〉》。这对郭沫若当然是最大的安慰，因为在这本书的《论秦始皇》一节里，他是肯定了秦始皇，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解过的呀！
  第十章 忠心不贰至死不渝
  ●一、深深的哀思
  1976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
  这一年，给中国人带来太多痛若。
  惨烈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在这一年。数以十万计的生灵涂炭。惨象令人不堪目睹。
  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连着三位主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告别人世。他们是：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噩梦虽近尾声，但还没有结束，郭沫若也正以衰病之躯忍受着各种折磨和打击。
  1月9日是郭沫若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天很冷。他很早就醒过来，一直睡不着，内心空落落的。
  早晨，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病逝。
  家里人考虑了半天，要不要把这一噩耗告诉郭沫若。告诉吧，老人身体太虚弱，和总理的关系又非一般，老人能经受得住这一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