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泽 东与郭沫若

不告诉吧，这样大的事，也正因为老人和总理非一般关系，又怎么行！
  考虑的结果还是：告诉！
  郭沫若立即感到天旋地转。尽管这一段时间不断听得周恩来总理病情变化的消息，情况似乎越来越不妙；郭沫若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对生死问题已看得很透，因此对总理可能的结局，不能说毫无思想准备，但真听得消息传来，还是觉得十分突然。
  屋子里死一样寂静，人们都默不作声。
  郭沫若脸上似乎有些木然，嘴里不断喃喃有声：“总理死了，总理死了……”
  是的，郭沫若和周恩来从1926年相识相知，至此是整整半个世纪。50年来，风风雨雨，荣辱与共，患难相依，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友谊。这是战斗的友谊，是理性和感情并重、思想和性格相融的友谊啊。俗话说：人间自有真情在。这可又不是一般人之间的“真情”啊！
  郭沫若望着天花板，泪眼朦胧，老眼昏花。从50年前他和周恩来在广州的相识起，一幕幕情景映入眼帘：
  周恩来鼓励他支持他到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兼职讲课；周恩来鼓励他支持他参加北伐；周恩来在南昌起义败退的路上，热情接待他，挽住他的手一起战斗。他特别不能忘记这一幕。那是在南方农村一座小学校里的一间四面通风的破教室，黑板上临时悬挂着一面布满绉褶的镰刀斧头旗，郭沫若举起自己的右手向党旗宣誓，决心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周恩来和另一位好同志好朋友李一氓。
  思想延续着，画面一帧帧地更换：
  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周恩来原想安排他转移去苏联，后因故未遂，又重新安排他东渡日本；1937年抗战爆发，周恩来安排他由日本回国，接着又让他参加三厅工作，让他作为一名不公开身份的党员并直接接受周恩来的领导；重庆时期，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艰巨而复杂，每每遇到困难，每次开展新的工作，都有一位重要人物为他出谋划策，给他以极大的信心和力量，这位重要人物就是周恩来；解放战争后期，为保护一大批进步的和革命的文化力量，组织包括他在内的文化人撤退香港，后又把他接到北京的，还是周恩来；建国以后，自己一直在政务院国务院领导下从事文化、科学、外事等工作，其直接领导人，又是周恩来；一直到近年，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郭沫若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他一遍遍温习，一遍遍地回顾。五十年的历程，五十年的道路，遥远，漫长……，他感到温馨，又感到哀恸。
  他始终默坐着。突然，他挣扎着要站起来，可脚下无力。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上前扶他，问他想做什么。他摆摆手，指着不远处的书桌，让人扶他走到书桌前，颤抖着在纸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一行字。这行字是：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他又轻声地朗读了一遍，眼角上迸出了泪花。
  第二天开始向总理遗体告别。人们劝说郭沫若，年岁大，天气冷，身体又不好，就不一定到场了。郭沫若没有听从劝阻，说：“这是最后一面，无论如何是要见一见的。”
  北京医院的告别室。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排着队。队伍延伸到马路上……寒风凛冽，乌云密布，哀乐低回。
  郭沫若进到告别室。他步履维艰，勉强让人搀扶着向总理鞠躬告别。他两眼紧盯着总理的脸庞，想看得再清楚些，但昏花的老眼今日格外迷离；他想跟邓颖超说几句安慰的话，但干涩的嘴徒然开合，发不出声音。但他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在回到自己的住处后，他振作精神，几经斟酌，终于在13日写出七律一首《怀念周总理》：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这首诗在当时没有发表，也不能发表。因为当时江青等人还在台上，对悼念周总理有着各种限制，即便是郭沫若想有什么表示，也不允许，也不可能。
  15日下午，郭沫若又抱病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他是被人用轮椅推着进入总理灵堂的。
  他一直沉默不语。所有到会的人也都沉默不语，尽管是熟人，也彼此不打招呼。
  偌大一个会场鸦雀无声。
  追悼大会开始，全场在肃立致哀。郭沫若尽管两边有人扶持，他还是感到两腿乏力，站不起来。他急得一身大汗，咬着牙命令自己：“站起来，必须站起来，我一定要站着向总理致哀。”终于，一股神奇的力量帮助他战胜了自己。他昂然将弯曲的腰尽量挺直，向自己最亲密最敬爱的战友致了最后的敬礼。
  ●二、悲痛天柱折
  不幸的消息不断传来。
  7月6日，朱德委员长以八十多岁高龄溘然长逝。朱德也是郭沫若的老领导老朋友。在北伐战争处于危险的时刻，郭沫若就是在南昌朱德家中连夜赶写了揭露蒋介石背叛大革命阴谋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引起全国震动，在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节。朱德还是郭沫若的同乡，“亲不亲，一乡人”，加上革命的战斗交谊，他在周恩来逝世不到半年后病逝，对郭沫若不啻是雪上加霜。
  还有更大的震动和打击——9月9日下午，广播电台传出消息：毛泽东与世长辞。
  噩耗简直令郭沫若难以相信。他再一次堕入悲痛的回忆之中。
  郭沫若和毛泽东从1926年在广州相识，继而交往，特别是建国以后过从甚密，也和他同周恩来一样，经历了整整50年，恰好是半个世纪。在这50年中，特别是建国后的27年中，他从政治上、文学上以至生活上都得到毛泽东的关心和帮助。最后几年，毛泽东对他似乎较为严厉，在“批儒评法”的问题上对他有所批评，但总的说来，还是关心和保护的态度。他知道，这27年中，毛泽东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自己不能和过去一样以一般朋友和同志平等视之。他对毛泽东更多是遵从、敬仰、崇拜，这种感情和态度完全是出自他的内心，没有丝毫的勉强。但他也忘不了作为诗人，毛泽东和他诗词酬答，相互改诗、论诗的情景。那真是怎样令人激动不已的情景啊，这时，彼此以诗人的纯真和纯情相见。在郭沫若的思想里感情上，他对毛泽东真的达到无比尊敬无比信赖的地步，所以当两人有时观点看法发生歧异，郭沫若放弃、改变自己的看法观点都觉得十分自然，并不觉得怎样为难。他心甘情愿地对毛泽东无限钦佩，无限忠诚，至死不渝。
  有一件事在郭沫若心中占有相当分量的，是1958年12月他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他公开党员身份。
  《人民日报》在12月27日以显着位置报道了郭沫若以及李四光、李德全、钱学森等中央国家机关三百余名知名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这在国内外都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郭沫若，他是这三百余人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此之前，一直是以“党外民主人士”（准确地说是“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现的。现在，他们都加入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郭沫若早就想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一切活动。特别是1958年全国开展“又红又专”问题的讨论，一些青年以郭沫若为例不一定要“又红又专”而可以“只专不红”（当时社会上简单地以“红”、“白”来表明一个人的政治倾向，“红”表明政治好，是党员），郭沫若便想显示自己原本的“红”的颜色。但是，因为他的身份不同一般人，他的身份是否公开需得到党组织的同意特别是得到毛泽东的批准。由于当时热气腾腾的政治空气，为了吸引更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向党靠拢，党中央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经毛泽东批准，郭沫若亦以新加入党的形式敲定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对此，郭沫若是十分同意十分高兴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情，他在消息公布后的第七日（即1959年1月3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学习毛主席》，说自己过去“经常感到遗憾，觉得有无党无派的郭沫若存在，似乎误了一部分青少年”，好在已经公开宣布自己为共产党员，所以希望青少年朋友们也争取入团、入党，处理好红专关系，向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学习。
  现在，就是自己心目中无比尊敬无比崇拜的毛泽东真的撒手人寰，他内心又怎能不感到痛苦，感到悲哀呢？
  毛泽东的逝世，标明一个时代的结束，历史由此将翻开新的一页。事实证明，社会是不断前进的，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谁也不可能挽住历史前进的脚步。然而，当时的郭沫若不可能看清时势的发展。他已经非常衰老，十分疲惫，只能在早已习惯的思想框架中行走和漫游。他不知道暗夜就要过去，曙光即将到来。他还在，也只能在为毛泽东的逝世而悲痛，而担心： “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还没有宣布结束，全国各条战线还乱轰轰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去世，对全国人民来说，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