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正是吃饭时间，梁漱溟一下车，毛泽东就说：“先吃饭吧。”梁漱溟一看，桌上只摆了几样小莱，都是素的，没有酒，知道这是特意为自己设的，就不客气地坐下一起吃饭。他们边吃边聊。
  毛泽东问起梁下乡的观感。
  梁说，土改反映了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很有必要，也很及时。但有些地方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据他亲眼所见，不但有打的而且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此一块跳河自杀了。这个问题要注意，不然地主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
  毛泽东笑笑，点上一支烟，说道：“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给他出路。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迫多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控制。我们要认真执行好土改政策。”
    这次谈话，梁漱溟特别提到邓小平在四川的功绩，说他对待四袍哥问题处理得好，人年轻有才干。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高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看来毛泽东早有考虑，不久，邓小平奉调中央工作。
  所以，要说1953年以前，毛泽东对梁漱溟确是尊敬有加的，凡事都愿听听这位知名思想家的意见。有空的时候，便约他来长谈。为了使梁漱溟能安心生活、写作，毛泽东把梁一家安排到颐和园居住。
  他们的交谈一般都在晚上，但1952年5月7日的谈话，却在下午1时开始，谈话内容也有所变化。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学习苏联“老大哥”，梁漱溟最感兴趣的就是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他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
  但毛泽东不赞成；“这不合适。要么你去游历一番，参观参观；要么，派你去进修这门学问。你的情况这两种都不是。人家会发问：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毛泽东还是坚持他原先的设想：“像你这种情况，我看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梁漱溟说可以考虑。
  但这一年梁漱溟哪里也没有去。毛泽东派徐冰来间候，只好空手而回。
  梁漱溟也不会闲着。他想建立一个文化研究所，自己来当顾问。他想把这个想法告诉毛泽东，以便得到支持。正好遇到邵力子，说9月18日怀仁堂放一部新电影，是主席点的，他肯定去，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主席。
  梁漱溟去了，没有遇上毛泽东，倒是周恩来到了。梁便将自己的打算简单跟周恩来说了说，周恩来让他写一个具体的计划和预算，交给他，拿到政务院办公会上通过。
  梁马上写了一个草案，说明这个研究所的职能和名称，以及办公形式。他想在开始阶段由中央派人主持，而后由他主持。
  事又凑巧，他揣着草案准备随时交给周恩来，正碰上主席召他谈话，他便先将草案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看后，表示不同意。梁漱溟为难地说：“是应总理之嘱写的。”
    毛泽东马上改了口气：“既然与总理说妥，设置也是可以的。”
    梁漱淇也怪，也改了主意：“主席既不同意，就算我没提。”这之后，他没有将草案交周恩来。开办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事也不了了之。
    ●7.友情从此了断，怀念却日渐加深
    1953年9月，接连开了两个会，前后有10天时间。先是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8日，政协副主席周恩来做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梁漱溟在小组讨论时，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我对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意见可说。路线既无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率就能倍增。”
    下午，召开大会，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梁漱溟所在小组由章伯钧汇报，其中包括梁漱溟的发言。第二天的会议应是由个人作大会发言。
    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
    梁一口答应：“好。”
    第二天，大会发言踊跃，梁漱溟便写条子给周恩来，说会议应尽量让外地来的人多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而且今天大会就要结束，他的发言改为书面发言即可。周恩来答复说：为让大家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9月11日午后大会上，梁漱溟即席发言。这次发言与前面讲的不太一样，讲得既长又有条理，看来梁漱溟做了认真思索。
  他讲的重点是农民或乡村问题。他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的，但自从进人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人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视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
  梁漱溟提醒注意的话，并不过分。当时在场的人也没引起大的反响。可到了第二天，这些话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本来，这一天是由彭德怀报告抗美援朝情况，而后毛泽东即席发言。不知他是看了会议简报，还是听了什么人的汇报，他的讲话没有谈潮鲜战争，而是针对昨天的发言：“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仁政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毛泽东说得动了感情：“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没有点谁的名，但坐在下面的梁漱溟却听出句句都是冲他而来。他不禁有些吃惊，这不像是他多年认识的毛泽东，好像换了一个人。但台上的确是毛泽东，而且说这些话时一脸严肃。他很感委屈，便在下面开始给毛泽东写信。信的大意是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这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
  13日上午，梁漱俱将信当面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约他当晚谈话。是晚，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梁漱溟见到了毛泽东。他当即要求解除对他的误会。但毛泽东则坚持认为他是反对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二人言语频频冲突，结果不欢而散。最后，梁漱溟仍不肯作罢，他要求有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
  9月16日，梁漱溟终于有机会在大会上陈述前两天的发言内容，再次申明自己不是破坏总路线，而是拥护总路线。梁漱溟说得情真意切，当天并无不良反应。但梁漱溟在发言中标榜自己是“有骨气的人”，而港台一些新闻机构也以此大为蛊惑，再加上梁漱溟以为民请命的身分自居，重提那令人颇不顺耳的“九天九地”之说，这些，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反感。
  第二天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联系历史上梁漱溟的过错，批评了梁的说法。在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插话，有些话也比较重，比如说梁漱溟“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言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等等。
  梁漱溟要求当场答辩，但主持人说：“你准备明天发言吧。”
  第二天，个性倔强的梁漱溟上台发言，把憋在肚里的话全掏了出来：“昨天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