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与此同时，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开幕，两个会的主要议题，都是讨论农村工作。
  3月13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周、陈、邓写信，号召大家亲自去农村调查。信中说：一些领导同志至今对农村平均主义的问题不甚了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或者看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希望从此改正。他原定派陶铸去北京通报“三南”会议情况，但马上又改变主意，请“三北”会议移师广州，合开广州会议。
  广州会议于3月15日开幕。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周恩来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来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
  5月3日这天，天气晴好，春风送暖。周恩来身穿半旧藏青色中山装，脚母一双半旧画口布鞋，带着几位工作人员，包括身体欠佳的邓顺超，驱车悄悄来到原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武安县伯延村。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这里指挥了着名的上党战役和都郸战役。这次来。他们仍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
  这时的伯延村成为公社所在地，有十多个小村，人口不到三万，但这里的公共堂办得较早。但伯延受灾面积大，正面临着严重饥荒。周恩来这次来调查的意图主要是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周恩来就带着随行人员，突然走进农民的食堂，说要在这里就餐。食堂的人一下子紧张起来，赶快叫社员们把饭打了走。周恩来进来时好生奇怪：平时那种热热闹闹的吃大饥景象到哪里去了？更奇怪的是，几天见不到一点肉星子的饭桌子，竟出现了热气腾腾的猪肉和鸡蛋。周恩来四处张望，间堂的人：“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食堂的人支支晋吾“唤，唤。”周恩来笑了：“誉这么说，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啊！”“好，好。”“那好，”周恩来指指桌上的饭菜，说，“今天我不能吃这些东西。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说完，他让工作人员将这些东西端走了。
  周恩来总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只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他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饭回家了。炊事员一见周恩来来了，不管别的，先去盖锅盖，说东西已经吃光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周恩来不动声色，直奔着灶台走去。公社干部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就怕总理掀锅盖。可周恩来抓的就是锅盖，他掀开一看，里面还剩下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炊事员急了，要用千净的毛巾替总理擦擦黑欲数的碗边，周恩来摆摆手，“这没关系，不用擦。”这一顿玉米糊糊下肚，周恩来对农村食堂的情况也略知一二了。但仅就一村而言，他还不敢肯定都是这样。他问公社干部，干部说社员放开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饱。周恩来将信将疑：他看社员们不少面有菜色，还有一些浮肿病人，这能叫吃饱吗？
    他召集了一次社员座谈会，一开始，群众还是不敢说话，敢说话的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老百姓怕“官”，一回身，指指后墙上挂的画像，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他，说道：“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
  一听这话，群众乐了起来。刚才寂静无声的会场骚动起来，一些人的脸上有了活泼劲。周恩来继续说：“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可仍无人敢大声说话。
  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抽烟，就间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
  别的人就说他叫二延，也有的报出大名张二延。
  张二延年近50，其实是个爽快人，要不是村干部一再叮呼，说总理是大官，可不能胡说八道的话，他早就开腔了。他说了几句话，周恩来觉得他很真诚。散会后，周恩来走访社员家庭，就来到张二延家。说家，也不是什么家，而只是公社拖拉机站旁的一间小屋，周总理的车正好停在邻近。刚一走近，周恩来就亲切地商声叫道：“二延，二延，在家吗？”张二延听见是周恩来的喊声，赶紧把身子一侧，面向墙壁，佯装睡着，这时隔壁木匠铺的人告诉总理，说二延在家哩。
  周恩来推开屋门，走到炕前，发现张二延在睡觉，就拍了下张二延的腿，说：“二延疲劳了？”
  张二延坐起来，说：“不疲劳。”
  “那你下午去开会吧，会上见。”
  周恩来说完转身走了。可到了下午开会时，还是不见张二延的影，原来张二延扛着撅头上地里干活去了，周恩来就派人去。
  当张二延走进会场时，周恩来对他说：“以后不要叫我总理，叫我老周就行。”周恩来一边说着，一边热情地拉着张二延的手，叫他坐下，并叫他发言。
  张二延见总理如此恳切，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我要少说，伤风感胃了。”
  “你也不伤风，也不感冒，你有了糊涂思想。”周恩来一下说到了张二延的要害。
  张二延就说：“干脆我就糊涂糊涂吧。你老叫我说，我净说真话，公社、区里干部都在哩，你把他们的职撤了，对我有啥好？你管着全国的事，你走了，我还有命吗？我说了那么多话，那有不说错的吗？说错了，人家把我逮起来，你在北京咋知道？”
  “你大胆说吧，说错了也不逮捕你，我每年都要派人来看看你。”
  张二延被打动了，呼地站起来，话一出口就很冲：“总理，你还叫我说真话？”
  他这一开口，可把村干部紧张坏了。周恩来却很平静：“当然是说真话啦。”
  张二延根据伯延公社受灾的所见所闻，大着嗓门说：“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
  “为什么吃不饱？”周恩来严肃地盯着二延的脸。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再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里才三四两，能吃饱吗？要是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冬天还可以用余热取暖。”张二延一说三叹：“这两年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
  有人打了头炮，别的人就掏开了心窝。七嘴八舌之后，有人竟抽噎起来。
  也许是受了会场情绪的感染。张二延一下冒出了一句“狠话”：“总理啊，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当然会没有吃的！”
  在场的地委千部没有料到这个二延会冒出这样大为不敬的话，气得胸口一起一伏，对着周恩来说道：“总理你别听他瞎咧咧，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
  周恩来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这位干部，仍然和气地说：“这样看不对。张二延说的是真理。只有当他把我们看作是自己人时，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周恩来又转过脸去，鼓励张二延继续大胆说真话。周恩来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从1961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真的每年派人到伯延村来看望他的农民朋友张二延。在调查的时候，周恩来又去过一次张二延的家，知道他1960年死了妻子，留下四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只有三岁。一家人挤在一个炕头上。
  周恩来就说：“你抚养不了这么多孩子，让我领走两个吧？大了再让他们回来。”
  “总理，你管国家大事，不给你添麻烦了；让我自己领着吧。”
    这件事过去20多年了，张二延也70多岁了，孩子都成家立业了，但是每当说起这件事，孩子们还埋怨这位又当爹又当娘的父亲当初为何不让总理领走自己哩。
  经过几番细致的调查，周恩来终于弄清了社员们对食堂的态度。跟随他来的人说：是不是找一个食堂试一试，宣布采取自愿原则入食堂，不愿入的可以把口粮领回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调查组在一个生产小队宣布了这个决定后，谁也没有料到，除了炊事员外，社员竟然全部退出了食堂。
  这以后，周恩来又到伯延先锋大队第四生产队就包产问题开了一次座谈会。
  会上，周恩来问社员：你们这个队每亩包产304斤粮食能够达到吗？
    这一间，感受了周恩来平等待人作风的社员们争先恐后地发育：“多了，包得太多了！我们这个地方旱得厉害，夏田每亩平均产只有70斤左右，有的只有40斤，还有的连种子都可能收不回来。”“夏荒这样严重，全年平均亩产304斤不可能……”
  周恩来转眼看着生产队长，问他：“为什么要包这样高的指标？”
  生产队长说得明白：“这是任务。公社党委、县里头要这个任务，实际上不可能。”
  周恩来掐指一算，摇了摇头，又问社员：“你们的意见呢？”
  社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后一致倾向于每亩包产200多斤。
  一个社员磕磕烟袋锅，望望在场的“头头脑脑”，磨蹭了半天才说：“你们现在不定死，谁晓得秋天会不会又要多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