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江渭清这才开了腔：“那好，我就说说公共食堂怎么怎么坏吧！”又是一语惊人。
  毛泽东不喜欢这种“高度概括”，也不满意江渭清的激动情绪：“坏，就具体说坏在何处嘛！”
    随着毛泽东吸烟的力度加剧，烟雾中，仿佛车厢里的空气也凝重起来。人们不免为江渭清担心起来。
  江渭清一开口就刹不住车了：“我说三条。主席啊，你老人家说过要忙时吃干的，闲时吃稀的，整劳力吃干的，半劳力吃稀的。可现在，公社食堂统统吃的是干的，管也管不住。半年吃了全年的粮。下半年怎么办啊？”
    大凡行伍出身又心直口快的人，能身居高位者，一定是粗中有细，江渭清可以算是这样的人。他在阐明自己意见之前。没有忘记抬出“老人家”说过的话。这也是一种艺术。
    毛泽东不反对，且听下文：“这算第一条，那么，二呢？”
    “你老人家曾经说过不吃猪肉了。我说，要是全国人民都不吃猪肉了，那该成个什么样子啊！农民一家一户过日子，每户搞点野莱、剩饭剩汤什么的就能养头猪。全国一亿多户农民，每户养一头猪，就是一亿多头猪，我们还愁没有肉吃吗？可现在社员都进了公共食堂，不许养鸡、养鸭、养鹅、养羊，结果没有蛋吃，没有肉吃。”
    “这是第二条。”毛泽东扳下两个指头，“三呢？”
    “食堂天天打破锅，天天摔碎碗，大家不爱护啊。还有，统统砍硬木烧火。您老人家提倡绿化，可现在树都快被烧光啦。”江渭清讲完了，轻松地端起杯子喝水。
    会场仍然很静。
  毛泽东不表态，反而侧身问起旁边坐着的周恩来：“总理，他讲得有道理吧？”
    周恩来点点头。
  书记们也相互议论起来。其实他们也有话埋在心里。
  “那么好吧，”毛泽东没有把话说死，“就这个问题再继续作深入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江渭清说得对时，公共食堂一风吹。若江渭清说得不对，另做评论！”
    这天，专列到达绍兴时，天仍在下雨。毛泽东、周恩来和省委书记们只好凭窗观望东湖农场。毛泽东没有多说话，可能他的思绪仍沉侵在农村食堂那件事上。
  对于“大跃进”以来的形势，毛泽东有过反思。他在1960年6月18日所作的《10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否定过自己，即肯定了周恩来：“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少好啊！”但他并不因此改变整个“大跃进”的即既定方针，谁都难以突破历史的局限。他的方向没有变，只是在不断地校正行进的脚步。
  这年的9月下旬。毛泽东家乡的两个人来到北京。
  他们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他们是代表乡亲们，要来向“主席三哥”面陈农村实情的。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毛泽东的姨表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王季范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10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老人是个热心肠“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眼看国庆节都过了，毛泽东还是没有接见。他们有些着急，催主席秘书快办。秘书说：“主席很忙，他现在确实没有时间见你们，材料由我们带去好不好？”
    两个老乡一口拒绝：“不行！不见主席三哥，我们不交材料。主席三哥说过，乡里来了很多信，他收不到。”秘书没法，又去请示，回来说：“请两位老人体谅，主席还是没有时间接见你们。”
    毛泽荣一拉文东仙：“他没有时间，我们自己去找他。”说着，两人就到了中南海警卫局，请接待室的同志打电话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开会，闻讯嘱咐接待人员安排两位老人在中南海接待室住下，等候接见。
  又过了几天，他们两人和王季范终于来到了毛泽东身边。两位乡亲一见毛泽东，发现主席比前几年苍老了，鬓边白发增多，眼角皱纹加深，神色憔悴。他们顾不得多想，滔滔不绝地说起家乡的事：
    ——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向上虚报产量，又不按科学种田，为了多插一季稻谷，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砍社员的口粮；还盲目下令密植，结果减了产；
    ——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有的作风恶劣，只能按他们讲的办，社员有意见不敢提，谁提就会被戴上“反党、反红旗”的大帽子；
    ——大办钢铁，大办水利，青壮年全部上了工地，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和细讶子，稻子掉在田里，红薯烂在地里，都不能及时收回，弄得大家口粮奇缺；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鸡、鸭、猪等家禽家畜被一把没收，搞得鸡犬不宁，差不多都绝了种；
    ——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疗养院住了好多人，医疗跟不上……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
    文东仙也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王季范附和着说：“是啊，你可以派我每年到两个省视察，以调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问道：“你们现在的口粮是怎样分吃的？”
    毛泽荣答：“小孩每天三两，大人一斤。”
    “老秤还是新秤？”
    文东仙答：“是新秤。”
    王季范插言道：“莫说农村是这样，我的粮食也不够，每天只有七两米，两个孙王海容和王启华在校读书吃不饱，经常把我的饭吃个精光。真是饿死老人，救活小孩。”
    毛泽东依习惯半支半支地抽着烟。青的烟丝袅袅地往上飘，忽然又散了。他的心情也在像烟丝的无主，纷纷的，轻轻的，但又重重地压在心上。心是沉闷得很。他忧郁地说：看来得采取一些措施，得想想办法。
  1961年中央召开人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还说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全会一结束，毛泽东派三个调查组去农村，胡乔木率调查组到了毛泽东的家乡。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座谈会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调查组不敢表态。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解散了食堂，该当何罪？
    4月14日，胡乔木向毛泽东写了信，连同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等四个材料，要毛泽东的侄子毛华初送交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看完信件和材料后，于15日接见毛华初。
  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
    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
    “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
    “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
    毛泽东领悟了其中的奥秘，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
    毛华初答道：“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
    “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
    “是的。”
    毛泽东又问起一个叫唐家坨的情况。
  毛华初如实相告：“唐家坨一个屋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生产一般。都是自家兄弟叔侄，但团结性差。”
    毛泽东宽慰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害人不浅。”——他说到食堂问题：“关于解散食堂，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你们到韶山先作试点，注意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进行，社员们听说解散公共食堂，个个像过年一样欢天喜地，说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
  1961年4月26日，党中央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
    ●3.毛泽东渴望来信，周恩来及时汇报
    1961年3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会议在广州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