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周恩来没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几乎和毛泽东在武 汉听取彭真汇报的同时，周恩来在外交部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令 会议上讲话，还在充分肯定彭真提出的“要建立一个新的外交风 格”的建议。在另外的场合他还表示，今年中央要好好抓农业， 他也准备下去。
  3月12日，即将离京赴河北一些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 査的周恩来，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提出：在刘少寄、陈毅等 出国访问期间，可将中央掌管的外交、国防工作交彭真负责。并 说：“需要我回京时，请彭真同志给我打电话，随告随到。”周恩 来还向一个外国党的领导人说过：我是得到中央的批准，常常想 到农村、地方上去看看。但是，在北京的中央同志现在不多，所 以，我跟彭真同志订了个协定，一旦有重要的事情，他打电话要 我回来，我马上回来。在场的彭真插话说：“总理在家，我们比 较享福一点。”
  然而从3月中旬起，周恩来无法在河北安身，时不时要回北 京出席中央会议，讨论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3月底两次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批判五 人小组的汇报提纲，说《提纲》是不分是非的，中宣部、彭真、 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 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说中宣部是阎王，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 反，向中央进攻；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 越深入他们越反抗；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 党……必须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还要彭真对叫许立群打 电话给杨永直的事，向上海市委道歉。
  3月31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了毛泽东这三次谈话。
  但是周恩来的心事还挂在华北农业工作。就在康生传达讲话 的当晚，周恩来又启程前往河北石家庄、宁晋、冀县等地，视察 并部署抗旱和邢台地震后的救灾工作。4月2日，他在邯郸写给 毛泽东并报书记处的报告中说：
  我31日晚到石家庄，4月1日到第二次地震重灾区 五个地方看望群众和伤员，晚到邢台……2日至6曰我 在邯郸，视察各地打井抗旱春播生产工作，拟每隔10 曰回北京一次。如有急事，当由彭真同志告我赶回。
  然而毛泽东发话之后，形势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便 拿出一份攻击《汇报提纲》的文章，紧接着，《人民日报》、《红 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 禹、关锋等人批所谓“要害”的文章。中宣部被冷落一边。4月 9日至12日，周恩来又被叫回北京，中央书记处开会，由康生 再次传达毛泽东近来的一系列批评后，决定撤销经中央批准并转 发的《汇报提纲》。彭真和周恩来等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做了初 步检查，表示“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 责人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吴晗问题 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 党、军。” 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初步通过了经毛泽东多次修 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 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会议期间，周恩来找彭真谈了 三次话。28、29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严厉指 责，并在党内一些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的“问题”。这次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周恩来因外事活动，没有出席 前期的会议。当他到会的时候，林彪已经正襟危坐在中间的位 置，他和刘少奇只能坐在两旁。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修改定稿的 《五一六通知》。从8月18日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 国来京的红卫兵。到第三次接见时，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已经 见了好几百万了，火车、吃饭、住宿一切都免费，再来就困难 了。”
  毛泽东说：“现在才是开始，我要接见成千万。”
  他真的接见了八次，人数超过了 1300多万。这么多人的吃 住往返，都要周恩来来操办。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周恩来就曾对一位负责人说过：“现在办事情太困难了。党的事只 有彭真在管，军队全靠罗瑞卿，政府只有我。这么大的国家，就 这么三个人管具体的事，别的人都只是说说，不做事。”现在彭 和罗双双下台，周恩来自然寝食难安，办事情更难了。
  彭真、彭德怀、班禅额尔德尼等都被关押在京西半壁店中央 警卫部队某部驻地。有一天，来了一伙造反派，打着中央旗号，要把彭真带走，去接受群众批斗。因部队有纪律：打不还手，骂 不还口，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造反派把彭真带走了。
  部队领导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情绪异常激动，脸涨得通红。他弄清彭真现被挟持到了北京西山山沟里，正等着林彪、江青一伙下一步行动的指示，立即要通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北 京卫戌司令员傅崇碧的电话，大声命令：
  “中央没有决定，怎么可以随便抓人抢人？这样下去还行吗？ 身为国家总理的我，在没有罢免我总理之前，我命令你们，尽一 切努力立即把彭真抢回来，抢不回来，我找你卫戌司令傅崇碧算账！”
  周恩来在听到傅崇碧的答话后，反复强调：情况复杂，不可 简单从事，“你们要多动脑筋，保证他的安全！你听清楚了吗？”
  傅崇碧回答：“总理，我听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请总理放心。”
  其实傅崇碧把困难先咽进了肚里。难处是：警卫部队官兵自1966年5月就接到指示，“调动一兵一卒，也必须经过毛林周”。要调动中央警卫部队抢彭真，却未经另两位，会不会……先不管 它，一切照总理的办！
  傅崇碧先召开警卫部队有关师团领导开会：“必须按总理指示，把彭真抢回来，不惜代价的抢回来！凡是去的人每人带上一 条背包带，做什么用，你们去想。但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木得乱来。”
  警卫部队绝大多数官兵对“老革命”们有着朴素的感情，对造反派一味胡来十分反感。团长王夫回来动员时，握着两个拳头 红着一双眼：“这次抢彭大个，你们都把背包带藏好，不是骂不 还口打不还手吗？用小绳子还不行吗？看哪个闹得欢，用小绳子 一拴，把彭真抢到手，半路上再放了娘希匹的！"经他一说，战 士们个个精神振奋，如临战场。
  部队一到西山，便分三圈团团把彭真和造反派围住了。造反派一看这架势，知道不是对手，多数人都退却了，只有一小伙还 在叫嚣：“镇压革命群众没有好下场!” “反对文化大革命死路一条!”……
  卫戌区司令部一个年轻参谋站前一步说：“完全不是镇压，是执行中央首长命令。可你说镇压就是镇压，今天就镇压一回， 你看怎么办吧？”
  团司令部参谋杨丽坤也软中带硬地说：“如果不交出彭真，今天就要有好戏看！”
  他们边谈判边把彭真抢了出来。迤反派恼羞成怒，部队走出老远还在后边大声谩骂：“我们到中央告你们，到中央文革告你 们！你们这些保皇狗……”
  年已花甲的彭真，在西山已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一天多没吃饭，连口水也没喝，身上也未带任何随身之物，就连解手用的大 便纸，也不得不用土坷垃代替。在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仍是那 样乐观地开着玩笑：“这比长征好多了，可惜我没经过长征。”
  “文化大革命”迅速蔓延到全国的厂矿和农村中，全国大动乱的局面基本形成了。
  1966年12月26日，一生都不愿过生日的毛泽东，破例举行家宴，庆祝自己的73岁生日。
  ●2.怀仁堂里座次分左右，周恩来坐在中间
  中南海怀仁堂，是建在仪銮殿旧址上的一座大殿。仪銮殿被八国联军烧掉、西太后逃难回京后，在废墟上建了座佛照楼。民国后佛照楼改名为怀仁堂。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召开了第一届政协和人大会议。
  1967年2月中旬，中南海怀仁堂成了两派政治势力斗争的 焦点。那极“左”的年代，连座次都打上了形式主义的印记。每 次开会，几乎都是左边坐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江青只要到场，必然坐在这一边，这边象征着“左派”；而右边就坐的往往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 谭震林等，余秋里和谷牧也是属于这一边的，这被人说成是“老 右”；而周恩来总是坐在会议桌中间。其实这样坐，是因为一边 坐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另一边坐的是主持党、政、军日常工 作的领导；他们坐在一起，俗称“碰头会”，研究的话题是“抓 革命，促生产”，这一来，似乎又成了一边是“革命派”，一边是 “生产派”，两派人士往那里一坐，全没了笑容，常常是双方怒目 而视，水火难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