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风云中的毛 泽 东与周恩来

会议上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陈云做了有关经济的重点发言，这是 一个令人振奋的精采报告。刘少奇插过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中 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 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 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现在处于 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 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 法，把调整经济措施贯彻下去。”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 平于3月14日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决定，毛泽东 同意批发省军级参阅。并且一致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 云任组长。在庐山会议初期，有人建议仍由陈云出来管经济工作 时，毛泽东一度“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还讲了陈云经济 思想的正叙，但“反右倾”后又是“大跃进”，不但没有起用陈 云，反而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西楼会议后不久，陈云身体 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财经小组在周恩来和两位副组长的主持 下，继续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生产和生活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由于该退的已基本退够，从而开始走出低谷，脱离了险境。
  第11章 动乱之途
  毛泽东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当作他毕生最大的两件事之一，将它与推翻三座大山相提并论。不幸的是，这件事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
  而周恩来一直陷入被动状态，要“紧跟”，又要务实，心力交瘁，而不时招致造反者们的不满。
  毛泽东面对这 一切，既自信又不自信，两位治国的老人，晚年的心境自然不好……
  ●1.毛泽东从《海瑞罢官》打开缺口
  1966年春天，正当周恩来以很大精力投入领导北方八省抗 旱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正在悄悄地袭来。这就是持续10年、耗尽了两位老人生命的“文化大革 命”。
  人们常说，没有毛泽东，便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只是 说出了问题的一半。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 没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给中国历史以那样巨大、深远和广泛的 影响。周恩来和其他中央“一线”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一如既 往地敬重和服从。长期以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使他们对毛泽东重 大决策的正确性深信不疑，认为他总是比自己看得更远些，更深 刻些。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最后还是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做，并且努力去理解和跟上他。这就引出问题的另一面：领导 体制的不健全。此时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已不正常，个人完全凌 驾于集体之上，个人意志决定一切。
  事情还得从1965年下半年说起。
  11月10日，周恩来从上海《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写的一 篇大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点名对北京市副 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这件事震动了 全国，也令周恩来吃惊：这样大的事，他怎么事先一无所知？
  可以说这件事的主谋是江青。
  早在1962年，江青就认为这个戏有“问题”，曾找中宣部、 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此剧，遭到拒绝。1963年，江 青对赞扬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很不满意。1964年上 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鼓吹“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 域的第一仗”。下半年，她在北京找了文艺评论家李希凡，要他 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没有接受。于是，1965年2 月，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写了批判文章。文章硬 把剧中“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1961年至1962年现实政洽 联系起来，说此剧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 草”。江青后来自己得意地说过此文的出笼经过：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 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因为 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 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 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 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 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 了。”
  毛泽东在江青谈及此事后的一个月，接见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证实过：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 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 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伹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 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 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 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 生同志看了。
  文章发表之前，周恩来不知，彭真就更不知了。彭真只记得 1965年9、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提问过：“中央出了 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周恩来不 知其具体指谁，彭真也没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彭真还在会上 随口说道：“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 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 毛泽东在会上曾问过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回答“有 的问题可以批判”。但毛泽东指的是政治上的批判，而彭真指的 是学术上的批判。
  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理论界引起普遍的反对。但由于它得到 毛泽东的支持，11月30日，在拖延20天后，《人民日报》奉命 转载，把它登在“学术研究”栏内。同时发表经周恩来、彭真修 改审定的“编者按”，其中多处强调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一贯倡 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编者按”还指出：“我 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 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 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 是，以理服人。”对吴晗，周恩来是有长期了解的。他力图把问 题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避免导致一场政治批判。
  毛泽东对北京和中宣部的反应很不满意。毛泽东在12月21 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 中要害。”毛泽东赞同康生的说法：“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 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 海瑞。”此言一出，要害由“退田”变为“罢官”，政洽批判的份 量加重。
  转眼到了1966年的2月，周恩来和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 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并同意彭真的意见，即：吴晗问题是学 本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任何联系，在学术问题上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月8日，彭真 赶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汇报提纲》， 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 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差不多的时间 里，毛泽东也批准了江青搞的文艺座谈会纪要。真正反映和代表 毛泽东心思的，是他审阅、修改了三遍的江青的纪要。
  《汇报提纲》发向全国后，学术批判的空气上升，政治批判 被抑制，张春桥很不满意。但《提纲》又是向毛泽东汇报后以中 央名义发出的，他又不敢轻易动作。于是他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杨永直到北京“摸底”。
  3月11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向彭真汇报同杨永直的谈 话，请示如何答复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许立群说：“杨永直问， 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回答：“学阀没有具体指 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许立群说：“杨永直问， 上海要批判一些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 腿。”彭真反讥道，“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 审查？”彭真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 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彭真的回答经杨永直带回上海汇报给市委后，张春桥说: “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 文章的，《汇报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这一电话事件由江青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 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 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