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

1993年后，在印度有一个精彩的实验，那时印度修宪规定，1/3的村长职位要保留给女性。开展实验的村庄是随机挑选的，因此可以比较由女性管理的村庄在治理上是否跟男性统领的村庄有所不同。结果发现，村庄财政支出的优先级是不同的。在女性管理的村庄，安装了更多抽水泵或水龙头，而且维护得也比较好——可能因为在印度汲水是女人的工作。在其他公共服务上，她们做得也不比男性差，研究员没发现有什么基础设施被忽略。当地居民的报告显示，在女性治理的村庄，他们必须塞红包贿赂的机率大幅降低。
    尽管如此，男女村民都宣称他们对女性村长较不满意。进行研究的学者对于这点感到困惑不解：服务愈优良，不满意的程度却愈大。不只是男性沙文主义者不高兴，连女性村民也同样不满。一般民众似乎对于政府强迫他们接受女性领袖感到惴惴不安，他们厌恶女性领袖，因为平均而言她们比男性领袖受教育程度更低、经验更少。这个现象的确说明，至少在印度，女性从政者面临一个难关：即便她们提供的服务优于男性，但一开始却遭受更严厉的评判。
    后续研究发现，村庄一旦曾由女性村长治理过，民众对于女性领袖的偏见就消失了，这时村民的评判标准就没有性别之分了。这种研究显示，为女性保留地方领袖定额是值得的，因为此举克服了阻碍女性候选人的最初障碍。印度式的女性官员配额似乎打破了性别屏障，让后来的政治体制变得更为民主开放。
    不管女性担任领袖的影响如何，其广泛的效应都不容忽略，这点我们从美国历史当中就可以找到直接证据。之前提过，美国在女性取得投票权之后，孕产妇死亡率才大幅降低：当女性能发出政治声音时，她们的生存境遇也更可能会被优先对待。此外，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当女性获得投票权之后，会有更多经费分配到公共卫生，尤其是儿童健康方面，因为这是女性投票者强烈关心的议题。斯坦福大学学者格兰特·米勒（Grant Miller）曾经做了一项精彩的研究，他想知道妇女得到投票权之后，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公共卫生医疗措施。研究发现，如果某一州的妇女获得了投票权，该州的政客会抢着分配更多经费给儿童健康护理，以便赢得女性投票者的青睐；但在女性依然无法投票的州，这种事情没有发生。“《普选法》颁布的第一年内，立法投票表决的模式转变了，地方性的公共卫生支出大约提升了35%，”米勒教授写道，“颁布《普选法》之后，儿童死亡率降低了8%～15%……从全国来看，这样的降低幅度等同于每年大约避免了2万名儿童死亡。”
    同样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1920年，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赋予全国妇女投票权，一年之后国会通过了《谢泼德-唐纳法案》（Sheppard-Towner Act）。该法案是用来保护孕产妇及婴儿的，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划时代计划。“促使国会通过此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民意调查时被新的女性投票者痛批，”一名历史学家这么写道。这段时期美国健康卫生方面的改善令人惊叹：1900～1930年间，1至4岁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72%，当然，出现如此大改变的原因还有很多。如同米勒教授指出，反对妇女参政的人士经常提出以下理由：如果妇女参与外部活动，儿童就会受苦。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证明，对于美国的儿童来说，女性参政具有广泛的救命般的好处。
    送给戈蕾蒂的“关怀”包裹
    布隆迪北部青翠蓊郁的景观是非洲最美的景色之一，绵延的丘陵耸立于深绿色田野的尽头，咖啡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这里用泥砖砌成的小屋稀稀落落，气候比低地地区更为怡人。然而，这块风景如画的土地上住着地球上最贫穷的一群人，戈蕾蒂·尼亚本达则是其中最孤苦伶仃的一个。
    戈蕾蒂的家是红黏土盖成的茅屋，她就好似一个被关起来的囚犯。这里的妇女每次离开宅院时，都要征求丈夫的许可，而戈蕾蒂的丈夫伯纳德性情乖戾，不喜欢让她出去。戈蕾蒂35岁，生了六个孩子，但是她连一个人去市场的权利都没有。
    伯纳德和戈蕾蒂有三亩贫瘠的土地，种了香蕉、树薯、马铃薯和豆子，赚的钱几乎不够生活。疟疾让该地区的许多居民都丧了命，而他们家也穷得无法给孩子买蚊帐。伯纳德通常一周去酒吧三次，花上两美元喝杯香蕉啤酒。他去酒吧所花的费用，是家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三成。
    从来没上过学的戈蕾蒂什么都不准买，也完全不准掌管钱，她连100法郎的纸钞（不到10美分）都不曾摸过。她和伯纳德会一起去市场购物，钱由丈夫付给卖方，提东西回家的是她。伯纳德与戈蕾蒂的关系，除了性之外，就是虐待与被虐待。
    我们跟她坐在茅屋后面的草席上聊天。那天晴空万里，空气凉爽清新，不时传来悦耳的虫鸣鸟叫。戈蕾蒂穿着棕色针织衫（美国人捐给慈善组织后，辗转送至中非），下搭颜色鲜艳的黄色包裙。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几乎是理了小平头，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打理。当她说到自己时，不禁皱起眉头：“我以前总是待在家里，不认识什么人，一个人独来独往，心情糟糕极了。我先生说太太的工作就是烧菜煮饭、待在家里或去田里干活。我就是那样过活，觉得很气馁，也很生气。”
    后来戈蕾蒂的婆婆告诉她，一个叫“关怀”的美国救援组织在她们村发起了一项计划，要关怀妇女的需求。戈蕾蒂迫不及待地征求伯纳德的同意，希望能够参加一次“关怀”在村里举办的聚会。“不行！”伯纳德回答。戈蕾蒂只好闷闷不乐地待在家里。后来祖母又告诉她“关怀”多么多么好，这又燃起她参与的渴望。戈蕾蒂一再向伯纳德恳求，而他一再拒绝。后来有一天，戈蕾蒂在未经许可之下擅自前往。伯纳德发现后，一开始大发雷霆，不过由于细心的戈蕾蒂已经提前准备好晚餐，照顾到了他的每项需求，他也就作罢了。
    “关怀”计划以联会的方式运作，每个联会约有20名妇女。由于祖母和其他妇女都急于参加，戈蕾蒂她们组成了一个新的联会，大家推选戈蕾蒂为会长。会员们经常一起工作，这天到这家耕田，那天到那家翻地。
    有一天，20名妇女全部来到戈蕾蒂家，帮忙耕作她家的整片田地。“我丈夫看到时非常高兴，”戈蕾蒂说，心里偷偷得意，“他说，‘这个团体不错。’所以他让我继续参加。”
    每次聚会，每名妇女都会带来相当于10美分的钱。钱会集中起来，借给其中一名会员，这名会员必须把钱投资在能够赚钱的事项上，之后连本带利偿还。事实上，这些妇女等于成立了自己的银行。戈蕾蒂借了2美元，购买了肥料，为菜园施肥。这是她第一次管理金钱。肥料使得马铃薯大丰收。戈蕾蒂在市场一连卖了好几天，赚了7.5美元。仅仅三个月之后，她就偿还了贷款（包括利息共2.3美元）。这笔资金会继续借给另一名妇女。
    马铃薯让戈蕾蒂手头突然阔了起来。她花4.2美元买了香蕉，制作成香蕉啤酒，卖得非常好。这让她开始了制造及出售香蕉啤酒的小生意。又轮到她借款时，她拿这笔2美元的贷款扩张了啤酒事业，然后用赚得的利润买了一只怀孕的山羊。一个月后，山羊生下一只小羊。现在，戈蕾蒂拥有两头山羊和一份啤酒事业（每到晚上，她得把山羊牵进茅屋里，免得遭人偷窃）。伯纳德垂涎欲滴地望着戈蕾蒂酿制的一罐又一罐香蕉啤酒，但是她坚决不让他碰——这是要卖的，不是自己喝的。由于赚钱的是戈蕾蒂，他只好勉强克制自己。一次伯纳德染上疟疾需要住院，她的地位提升了——戈蕾蒂用卖啤酒赚来的钱以及“关怀”联会的贷款帮他支付了医疗费。
    “现在伯纳德不会管我了，”戈蕾蒂说，“他看到我能做事，现在还经常会问我的意见。他看到了我对家庭的贡献。”联会成员也利用聚会来交换驭夫术，学习饲养动物、解决家庭冲突及经营自己的事业。客座护士也向妇女提供健康教育，告诉她们何时带孩子去接种疫苗，如何发现性传染病，以及如何预防艾滋病。妇女也有机会接受了艾滋病病毒检测，戈蕾蒂呈阴性反应。
    “以前，这里有些妇女得了性传染病，自己都不知道，”戈蕾蒂说，“现在她们已经治好了。我打了避孕针，要是能早一点知道这种事情，我就不会生六个孩子了，可能生三个就好。但如果我从来没参加这个团体，可能会想生十个。”
    “关怀”的聚会也引导妇女到医院生产，帮新生儿登记，这样孩子才能拥有合法身份。许多国家的女孩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她们从来没有出生证明或其他法律档案，因此在官方眼里不合法，没有资格得到政府的救助。救援社群里越来越多人承认，国民身份证系统（当然身份证必须难以伪造）有助于保护女孩免遭拐卖，也会让她们更容易得到健康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参与“关怀”计划让妇女明白，女性不应畏缩不前，而是要能够在聚会中分享贡献，以及采取坚定的立场。“这是个女性不能发言的文化，”戈蕾蒂说，“我们有个说法，‘母鸡不能在公鸡面前咕咕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