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

    此外，妇女解放也为处理恐怖主义这类地缘政治难题提供了另一个面向的解决方案。“9·11”事件之后，美国试图解决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问题，拨出100亿美元用于购买直升机、枪支、军队及提供经济支持；然而，美国在巴基斯坦却越来越不得人心，穆沙拉夫政府越来越不稳定，极端分子则越来越受欢迎。试想我们当初要是利用这笔钱，通过巴基斯坦的组织和团体来推动该国乡村地区的教育及小额金融项目，情况将会如何不同。其结果可能是美国更受欢迎，女性在社会上有更多的参与空间。如同之前所说，证据显示当女性能够在社会中发声时，暴力情况就会减少。2003年，美军采用“震慑战术”（shock and awe）攻打伊拉克，时任美国驻奥地利大使、目前任教于哈佛大学的斯旺尼·亨特（Swanee Hunt）回忆起与一名国防部官员的对话时说：“他当时正在寻找伊拉克的未来领袖，已经找了几百名男性，但只有七名女性，当我敦促他扩大搜寻范围多增加女性时，他回答：‘亨特大使，我们先把那个地方的安全顾虑处理妥当后，再来处理女性议题。’真不晓得他所谓的‘女性议题’是什么意思，我讲的就是安全议题啊！”
    这个世纪的主要问题，包括战争、不安全和恐怖主义；人口压力、环境枯竭和气候变迁；贫穷和收入差距等。面对这些各式各样的问题，赋权女性是一种解决之道。最显而易见的是，让女孩接受教育，把她们纳入正式的经济体系中去，这将会产生经济红利，从而帮助解决全球的贫穷问题。人口激增，使得环境压力也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而降低生育率的最佳方法是教育女孩并给予她们工作机会。同样地，我们已经举例论证，要缓和那些被各种冲突折磨的社会现状，就得让妇女进入学校、职场、政府和市场，一来提升经济，二来调和这些国家男性当道的价值观。我们不认为赋权女性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法宝，但是赋权女性会带来一系列好处，远远超过单纯的正义。
    且让我们看一下孟加拉国的情况。这是个贫穷国家，常常政治上功能失调，未来的变数极大。该国在1971年之前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称为东巴基斯坦），但是现在绝对比巴基斯坦稳定。国家分裂后，一开始国际认定孟加拉国无药可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rly Kissinger）戏称其为“国际废人”（basket case）。跟巴基斯坦一样，孟加拉国也为政治暴力及领导不力所苦，但是今天，它的未来看似更有希望。如此不同的结果是有许多原因的。然而，令今天的孟加拉国更为安定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大量投资女性。孟加拉国女孩的就学率远高于巴基斯坦女孩，长大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更大。今日的孟加拉国拥有极具分量的公民社会，以及被女性工人占据的庞大成衣产业，她们推动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出口部门。到贫穷国家工作的人，几乎都承认女性是第三世界未加利用的最大资源。“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男人通常是训练不来的，”赤足大学（Barefoot College）创办人邦克·罗伊表示。该援助组织总部设于印度，运作范围遍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所以现在我们只和女性共事。我们从阿富汗、毛里塔尼亚、玻利维亚、西非马里的廷巴克图等地挑选女性，用六个月的时间训练她们成为赤脚工程师，回去从事供水系统的工作或处理其他问题。”
    全世界善用女性各种才能的国家和公司，无一例外都繁荣兴盛起来了。“鼓励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是欧元地区劳力市场成功的最大动力，其效果远大于‘传统的’劳力市场改革，”高盛投资银行在2007年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写道。同样，拥有更多女性主管的上市公司，其表现向来优于女性主管较少的公司。一项针对美国500强企业的研究发现，女性主管最多的一季，其股东权益报酬率比女性主管最少的一季高出35%。在日本的证券交易市场，相较于女性员工比例最低的公司，比例最高公司的表现优异程度高出将近50%。
    不管是哪个例子，原因并非在于女性主管是天才，而是这些提拔女性的公司显示出了足够的创新力，在把握商机方面也会遥遥领先。而这正是可持续经济模式的精华所在。把女性移至更具生产力的角色里，这有助于抑制人口增长，并且培养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想想看，要是国家有一半的人力资源未开发利用，成本会有多高。妇女挤在茅篷里生活，未受教育、没有工作、无法对世界有所贡献，成为一大片从未经开采的人类黄金矿层。不让女孩受教育不只让国民生产总值损失几百亿美元，全民的智商也损失几十亿分。心理学家已经注意到，智商测验所显示的全世界智力水平历年来急遽上升，这个现象被称为弗林效应（Flynn Effect），是以新西兰智力研究者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而命名的。比如从1947～2002年，美国人平均智商提升了18点。30年来，荷兰应征入伍的士兵智商提升了21点，西班牙学生的平均智商提升了10点。一名学者推测，要是1932年的美国儿童接受1997年的智商测验，那么至少有一半会被归类为临界智能障碍。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弗林效应的主因，但是它影响的主要是分数较低的人，这些人可能无法得到充足的营养、教育或刺激。在一些国家，缺碘是一个因素。随着人们得到更充足的营养、接受更完善的教育，他们在智力测验中也表现得更好。因此，在巴西和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弗林效应特别明显并不令人惊讶。仅仅14年间，肯尼亚乡村儿童的智商就提升了11点，这个速度比西方呈报的任何弗林效应都来得快。贫穷国家女孩营养不良的问题特别严重，不管是在身体还是智力方面都如此。如果我们教育这些女孩，给她们食物，也给她们工作机会，那么整个世界的人类智力水平就会注入一股新流——而且贫穷国家将会产生更有能力解决该国难题的国民及领袖。对于贫穷国家的领袖，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强有力的论据并不是道德上的，而是实务上的：如果他们希望振兴国家经济，就不要让那些人类金矿深埋于地下。
    基于这些务实的理由，许多救援组织逐渐把焦点放在妇女身上，“国际小母牛组织”（Heifer International）是其中之一。这个救援团体总部设在美国阿肯色州，通过给予贫穷国家母牛、山羊、鸡或其他动物来进行援助。该会会长是乔·勒克（Jo Luck），她曾是阿肯色州内阁官员，当时的州长是克林顿。1992年，乔前往非洲访问，在津巴布韦的一个村子里，认识了特芮莱·特伦特（Tererai Trent）。特芮莱脸形修长，颧骨很高，皮肤中褐，一根根细辫子绑得很紧。就像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妇女一样，她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年月，也没有出生文件证明。她认为自己可能是1965年生的，但也可能是之后一两年。特芮莱小时候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部分因为她是女孩，要做家务——她负责放牛和照顾弟弟妹妹。她父亲总是说：“我们得把儿子送去上学，将来还指望他们挣钱养家。”“我父亲和其他每一个男人都知道自己没有社会福利保障，所以他们投资在男孩身上，”特芮莱说。特芮莱的哥哥堤那西被迫上学，但是表现平庸。特芮莱恳求父母让她上学，但是没有得到许可。堤那西每天下午都会把教科书带回家，特芮莱趁机把书拿来研读，就这样学会了读书写字。很快，她每天晚上都能帮哥哥写作业了。
    老师很困惑，堤那西在班上表现很差，但作业总是100分。最后老师发现堤那西的家庭作业跟课堂练习的字迹不同，因此给他吃了鞭子，直到他招供。老师去找他们的爸爸，告诉他特芮莱是个天才，请求让她上学。一番争执之后，父亲准许特芮莱上了两个学期，然后在她11岁左右把她嫁了出去。
    特芮莱的丈夫禁止她上学，也痛恨她识字，每当发现她拿一小片旧报纸看来看去，就会毒打她一顿。事实上，她丈夫还因为许许多多其他的理由毒打她。特芮莱痛恨这段婚姻，但是没有办法跳出来。“如果你是个女性，又没有受过教育，还能做什么？”她问。
    乔·勒克来到此地，与特芮莱和其他年轻妇女聊天，坚持告诉她们事情不是非如此不可。她不断表示她们能够达到目标，而且一再使用“可达到”这个词。妇女们注意到乔重复使用这个词，于是请口译详细解释“可达到”是什么意思。这让乔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你们有什么愿望？”她通过口译询问这些妇女。特芮莱和其他人都对这个问题困惑不解，因为她们其实没有任何愿望。坦白说，对于这个不懂她们的语言又一直抛出奇奇怪怪问题的白人女性，她们心里是相当怀疑的。但是在乔的鼓励下，她们心不甘情不愿地开始思考自己想要什么。特芮莱胆怯地讲出了自己希望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想法。乔抓住机会，告诉她说她能够做到，而且建议把目标写下来，循序渐进地去追求。刚开始，这对特芮莱来说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她已经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已婚妇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