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

突然之间，非正义成了不能忽视的问题，同时经济形态的转变也逐渐摧毁了种族歧视。其中一个结果是广大的民权运动应运而生，有关同盟纷纷成立，媒体也开始关注相关弱势群体，而那层让善良的人也只得默认种族歧视的眼罩最终被扯了下来。
    与此同时，20世纪的大半时候天空灰蒙、河川油腻、动物濒临绝种，但是环境破坏继续进行，没有多少人批评或反对，似乎这是进步的代价，虽然可悲但不可避免。接着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环保运动应运而生。
    同样，今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鼓动全世界，让大家勇敢正视被困锁在妓院的女性，以及蜷缩在孤立茅篷、饱受瘘管之苦的十几岁少女。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广泛的运动应运而生，来对抗全世界的性别不平等，推动全世界女孩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工作机会。美国的民权运动是个典范，环保运动也是，但是这两个模式又有所不同，因为它们牵涉的都是关系自身的国内问题。至于把美国女性运动当成楷模这一观点，我们则有所保留，因为如果一项国际性运动被戏称为“女人的议题”，那么它就已经失败了。不幸的现实是：女性议题确实遭到了边缘化。无论如何，性交易和集体强暴都不该被视为女人的议题，就像奴役制度不应该是黑人的议题，或者大屠杀不应该是犹太人的议题。这些全是人道议题，超越任何一个种族、性别或宗教信仰。我们之前曾经提到新运动的理想模式，即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人奋力终止奴隶交易的过程。这是一个闪亮的例子。为了改善遥远地方人类同胞的生活，一个民族付出了大量的血汗与财力。丘吉尔曾表示，英国人的“光辉时刻”是20世纪40年代对抗纳粹的毅力；但是同样高贵的时刻是英国本土促使废除奴役制度时的道德复苏。
    历史上，人们大多数时候容许奴役，认为那是可悲但不可避免的。雅典人思辨能力一流，也富有同理心，他们当中有优秀的作家和哲学家，但是他们甚至没有辩论过自己依赖奴役的风气是否正确；耶稣在《福音书》里完全没有谈到奴役问题；圣徒保罗和亚里士多德接受奴役；犹太教及伊斯兰教神学家认为要对奴隶慈悲为怀，但是没有质疑奴役一事；18世纪初，贵格会27信徒激烈谴责奴役，却被大家视为不切实际的怪人，而他们的影响力也急剧下降；18世纪80年代初期，奴役依然是全球无可争议的部分——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不到十年，奴役成为英国国家议程的首要议题。潮流改变了，英国在1807年禁止了奴隶贸易，并于1833年成为率先解放奴隶的国家之一。
    英国因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前一天，横越大西洋的奴隶运送船中有52%是英国船只，而世界的糖产量有55%在英国殖民地生产。废奴之后不再输入新的奴隶，使得“新世界”的英国殖民地惨不忍睹，而英国的头号大敌法国趁机从中获得庞大利益，美国也是如此。
    英国废除奴隶贸易之后的35年内，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糖产量降低了25%，而拥有奴隶的竞争经济体，其产量却提升了210%。英国海军部队带头在大西洋和非洲本土镇压奴隶贸易，导致大约5000名英国人丧命，也使得英国人纳税额提高。这项片面的行动在外交上成本高昂，激怒了其他国家，让英国与敌对军事力量起了公开冲突。英国的反奴运动分别导致1850年与巴西短暂的战争，1841年与美国的战争危机，1853年与西班牙的战争危机，以及跟法国持续的紧张关系。但是英国并没有退缩，其典范作用终于刺激了法国在1848年开始废除奴役，也激发了美国的废奴主义者以及《解放宣言》的颁布，推动了古巴在1867年强制执行奴隶进口禁令，也就是说，英国终止了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
    据学者哈伊姆·考夫曼（Chaim Kaufmann）与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计算，英国因出于道义而终止奴役，60年来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减少了1.8个百分点。这个总数令人震惊，累积起来超过英国一整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对今天的美国来说，等同于损失了14万亿美元以上），这对于英国人的生活水平而言，是个重大且持续的损失。这是一个国家把价值观置于利益之上的英勇范例。
    废奴主义运动通常归功于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他的确是该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也是转变潮流的人。但是威伯福斯投入运动时，废奴主义早已开始进行，而且他的口才不是唤起民众的唯一原因。废奴运动的主要部分（而且是值得今天学习的部分），是谨慎细心地向英国人解释在运奴船上和领地种植园里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奴役并不存在于英国本土，只存在于国外的英国领地，因此对于一般英国家庭而言，奴役是看不到的。就像今天在印度的性贩卖，我们很容易就会对所发生的残酷事实表示出关注，可过后还是会各做各事，没了下文。当时把此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的废奴主义者是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他在剑桥求学时曾在一次拉丁文写作比赛中写了一篇关于奴役的文章，自此开启了他对这个议题的兴趣。当发现内幕之后，他深感惊恐，立志成为废奴主义的忠实支持者。克拉克森成为“实现废止奴隶贸易社”（Society for Effect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的推手。“如果要选出现代人权运动的始祖，”《经济学人》评论道，“那会是克拉克森。”
    离开大学之后，克拉克森冒着极大的风险暗中走访利物浦和布里斯托的各个港口，这两处是英国奴隶船只停泊的大本营。他跟水手谈话，搜集奴隶贸易的证据，取得脚镣、手铐、烙铁、夹指刑具，以及撑开奴隶嘴巴的恐怖器具。他找到一名奴隶船只的退休船长，后者向他描述了货舱的情况。克拉克森还得到一艘利物浦奴隶船只“布鲁克斯”（Brookes）的示意图，他制作出海报说明这艘船如何装载482名奴隶。
    这幅图成为废奴主义运动的图标，也为我们强调了一个重点：克拉克森和废奴主义者谨慎小心，不夸大事实。事实上，“布鲁克斯”在某些旅程中承载的奴隶高达600名，但是克拉克森认为最好使用最仔细的记录和保守的数字，以确保可信度。当时那些为奴役制度辩护的人，经常以西印度群岛的仁慈农业为例子，表示他们宽厚地照顾到奴隶各方面的需求，但是克拉克森的证据表明奴隶的真实生存环境差得令人作呕。奴隶贩子大发雷霆，付钱请一批水手暗杀克拉克森，差点把他打死。
    克拉克森和威伯福斯似乎在打一场渺无希望之战：英国继续经营奴隶贸易，巨大的利益源源不断，反正受苦的是英国人视之为低等野蛮人的远方民族。然而，当英国舆论质问，把一大批人塞进一艘船的货舱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些恶臭、疾病蔓延、尸体横陈的景象，以及血淋淋的手铐脚镣——时，英国人民深感恐惧，他们开始反对奴役。这的确是个有用的课题。终究而言，重要的不只是废奴主义者的热情和道德信念，还包括严谨地搜集而来的大量证据。
    同样，成功不只来自让政客看到“真相”，还包括持续不断地向他们施加政治压力。克拉克森为传播废奴观念曾骑马行走3.5万英里；曾为黑奴的欧拉达·伊奎诺（Olaudah Equiano）花了五年的时间巡回英国各地发表新书演说。1792年，30万人抵制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糖——在当时是史上最大的消费者抵制运动。那一年，联署请愿反对奴役的人，比有资格在英国选举中投票的人还多。在国会里，威伯福斯强烈建议设立一个投票集团，以便制伏支撑贩卖奴役的游说团体。跟现在一样，当时的政府首脑发现，在有选民的强烈坚持时，符合伦理道德的政策就更容易通过。
    在18世纪90年代，把废奴主义者称为理想主义的道德说教者是很普遍的，这些人被认为不能体会经济的重要性，不了解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比如来自法国的威胁。同样，时至今日，大家往往认定“严重议题”是指恐怖主义或经济问题。但是在今天，女性的议题就跟18世纪90年代的奴役议题一样，不是浪费时间金钱的无用问题。几十年后，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会纳闷：当时的社会怎么可能默许21世纪的性奴隶交易？而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其规模比19世纪横跨大西洋的奴隶交易还要庞大。孕产妇医疗因为缺乏投资，造成每年50万名妇女死于分娩，我们却不当一回事。这一点，后来人也会困惑吧。
    这项运动的领导者必须来自发展中国家。现在已经有迹象了。在印度、非洲和中东，男性和女性皆致力于推动更大幅度的平等，这些人需要我们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领导民权运动的是马丁·路德·金等黑人，但是他们从“自由骑士”等白人支持者那里得到过重要的支持。今天，帮助女性的国际运动也同样需要“自由骑士”——写信呼吁、筹款支持或付出时间担任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