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

 
  席间，王光美还关切地询问毛岸青毛岸青，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二儿子。一家的情况，说从报纸上看到主席的孙子新宇生了个儿子，非常高兴，希望能找个时间也跟他们见见面。 
  分坐在老人左右的李敏、李讷两姐妹不时握着王光美的手轻声交谈着。看到一缕头发垂到老人额前，挡住了老人视线，李讷忙起身帮老人捋平，一股浓浓的亲情弥漫整个席间……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一个喜讯传来，定居在美国的王光美五哥王光复，作为击落9架日军飞机的空军英雄，应邀到北京参加纪念活动。9月3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自向王光复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兄妹相逢，王光复与王光美共叙离别之情，共祝祖国早日实现统一。 
  2005年也是王光美的本命年，在她84岁寿诞到来的时候，王光美深深感到：回顾自己荣辱坎坷的一生，无怨无悔；回顾自己奋斗追求的一生，坚信祖国将更加繁荣富强，人民将更加幸福安康。   
  王光美小传(16)   
  (张绛)   
  感受王光美(1)   
  2000年2月8日，杨澜在北京王光美的家中采访了王光美。本文原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杨澜访谈录》一书。杨澜：我看您现在身体状况挺好，听说您现在还常游泳? 
  王光美：当然，我喜欢游泳。因为中央机关夏季在北戴河办公，有一个学习游泳的条件。我第一次游泳，就是在北戴河工作的时候。 
  杨澜：那时候是少奇与您一块儿。他教您，还是…… 
  王光美：一块儿。还请了一个老师。少奇他自己的家乡有池塘，可能小时候就能够游一点儿，不过不是正规的蛙式、自由式，没那么讲究。 
  杨澜：您现在一个星期大概要游多少次，每次能游多少呀? 
  王光美：我最近规范点，一个礼拜两次，我限制自己整游20分钟就出来。 
  杨澜：您这体力可真是挺棒，您都快80的人了，20分钟可真是不容易。 
  王光美：是，20分钟我没觉得费劲。假如我今天没事，游40分钟也行。不过真是没有比赛的那个能力。假如我跟别人赛，我准输，游不快，比如我那司机、服务员，他们肯定比我快。 
  杨澜：您还打算和他们比啊!良好的身体状况使王光美能够把更好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当中。1995年起她担任了“幸福工程”组委会的主任，帮助穷乡僻壤的贫困母亲改善生活。王光美：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无论贫困母亲们多困难，她们首先想到的都是为了孩子。比如说，我去的近的地方像北京门头沟，就在石景山那边。我去的时候，她们拉着我坐在床沿上。我觉得特殊的是，她给我铺了一块布，特别优待我。 
  杨澜：她铺了一块布让您坐在布上? 
  王光美：她那块布挺干净的，我觉得她特别优待我，好像对我不一样。 
  刘亭亭(王光美的女儿)：她只要一有钱，马上想一定要送给谁，捐给谁，一定要帮助谁。所以我姐姐就说，千万不要把现金给她，给她就没有了。 
  杨澜：1996年，您为了“幸福工程”，把母亲留下来的那几件瓷器都拍卖了，拍卖得到的50万元都捐给“幸福工程”了? 
  王光美：对，是这样。我刚刚一捐，就有一个外国记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大概在中商盛佳国际拍卖公司客户们的联系方式是公开的。我说我把母亲的东西给卖了。他电话里就问：你怎么会舍得?你母亲不在了，你怎么舍得把这些东西卖掉。我说：我舍不得，但那么多贫困母亲她们都没饭吃，我留这些干什么?我确实就希望用这些东西来帮助她们。我的妈妈在天津上过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我外祖父是个校长，所以她有条件上学校，就有文化。有文化的母亲跟没文化的母亲很有点区别的，但是我接触的农村妇女她们都很勤劳。王光美的父亲王治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经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在家中，王光美排行第七，前6位都是哥哥，后4位都是妹妹，其中她与哥哥王光英岁数最为接近，自幼亲密无间。王光英(王光美的哥哥)：她欺负我! 
  王光英：在我们家里，父亲母亲照顾她，宠她。 
  杨澜：怎么个宠法呢? 
  王光英：什么事情她都得头份，什么事情都把她举在前面。 
  杨澜：您从小跟母亲之间就非常亲密吗? 
  王光美：我们5个女孩子，就5张小床连在一起那么住，后来因为我上大学了，工作也忙了，母亲就让她们4个在一起，然后给我一个套间。给我的套间原来是一个过堂，她就把它封起来。因为母亲知道夜里我念书念得挺晚，夏天很早就起来，又在院里念，所以她就给我很多照顾。 
  杨澜：她那个时候希望您将来做什么呢?那个时候很少有母亲会让自己的女儿读到硕士。 
  王光美：她真是愿意我们学习好，她没有催我们早点结婚什么的。 
  王光英：那个时候她很时髦，从我当时的眼光看，非常时髦。她穿的那个深灰大衣，到现在拿出来也不落后的，而且还有风斗。   
  感受王光美(2)   
  刘亭亭：“文革”时我们几个孩子在外面看到大字报――有没有刘源，我不知道，反正有我和平平吧，说我妈妈在去延安和去美国之间犹豫。那个时候小孩不懂事，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问题绝对是原则性问题，怎么能够有这种事情呢?我们回来就问她究竟怎么回事，然后我妈妈说：我是犹豫，我是全额奖学金送去读，而且是到最好的学校，去读我梦寐以求的博士。 
  杨澜：什么学校? 
  刘亭亭：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原子物理博士。她是……我也忘了，是杨振宁还是李政道的学姐，在物理界她比他们都早。所以他们在物理界的人都讲，她实际上是最应该从事物理研究的，而且我在哈佛时见过来自荷兰的图书馆里的她的学习成绩单，写着“数学女王”。大概是由于遗传基因的缘故，王光美的子女在学业上都很优秀，其中刘亭亭是“文革”后考入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第一个大陆学生。刘亭亭：毕业的时候，我非常希望我妈妈能够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但是她来不了，我就觉得挺伤感的。现在美国什么顾问处都说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因为名字是王光美嘛，但其实她一次美国都没去过。王光美的父母曾经多次掩护共产党人，兄妹当中也有5人先后参加了共产党。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从辅仁大学研究生部毕业的王光美成为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英语翻译。1947年和谈破裂，王光美决定奔赴延安。杨澜：去延安的时候，您觉得自己是糊里糊涂有点儿被动地去的，还是自己决心特别坚定，就是要投奔共产党? 
  王光美：那是决心要去的。我跟我妈说过，妈挺赞成。她没有掉眼泪，我倒有点儿舍不得我妈，我总觉得她对我这么好，可是我现在真的要走了，我得跟她说一声。我到延安，碰到延安第一次撤退，只在延安10天就撤退了，那时候形势变化挺快的。 
  刘亭亭：我妈妈说她刚到延安的时候还是北平的学生，对于特别艰苦的生活挺不适应的，最受不了的就是嘴馋。但那个时候是供给制。她听老乡讲，最好吃的就是大枣烧肉，但是吃不着。她后来就发现老乡特别喜欢她从北平带来的一个红缎子被面，所有的老乡都来摸，说这个缎子被面真好。她想了半天，这个被面无所谓，关键是要吃这个大枣烧肉，于是她就跟她同屋的说：“要不咱们就把这个被面拿出去给老乡，因为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咱们能不能换一顿大枣烧肉大家一块儿吃?”她的同屋乐坏了，一顿饭吃得特别高兴。后来她跟我爸爸结婚了以后，过了很多年有一次忽然缺一条被子，她就想，哟，坏了，当年我把那红被面给吃了。 
  杨澜：您还记得第一次碰到少奇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吗? 
  王光美：我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是在徐冰徐冰，曾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联络处处长。带我们去看朱老总的时候。他把我们从北平参加执行部的人带到延安去看朱老总，然后朱老总就留我们吃饭。留我们吃饭的时候康克清就对我们说，你们一起也去见见少奇，就这样带着我们这些人，去跟他握握手，介绍说这都是北平来的，在执行部工作，最后撤退的。那是第一次见到少奇，也没说话。后来有一天少奇到我们外事组参观。中央同志来参观是大事，都有人陪着走，那是他第一次来。第二次他来，就到我的房子了，参观的人也跟着来。我们这些城市去的，墙上还挂着点相片什么的，其实就是一间小屋，我和吴青吴青，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研究处二科科长。俩人住。后来又过了一段时候吧，吴青调走，到哪里去不记得了。我的住处又换了一个村，他又来一回，好像还组织了一个我们这个村的舞会，他来参加，事先到我们屋坐了坐，这次坐的时候可能有点儿表示吧。 
  刘亭亭：忽然有一天，叶总叶总，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