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林外史--芙蓉旧事

一次，也因为“多呆一会”的缘故，我园子里的茄子让人给摘了，我很生气，骂了许多难听话。事后才知道，摘的人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母亲。她买了一大把茄子赔偿我，但我觉得这茄子，吃起来一点味道也没有。 
  我很爱我的小园子，一有空，就往那里跑。我甚至将捉来的蟋蟀，秘密地放进园子，让它们在那里吃露水，滋养身体，并与我共享园子的安详和快乐。 
  我出身于商家，本来不懂农时，不识五谷，但通过开荒种植，慢慢地，我也掌握了许多农业知识。 
  我发现，我的一些小伙伴，开荒不止，开了一处又一处，很把增加种植面积当作一回事，而且，他们与家长一道，竟在园子里种起了番薯。番薯不是蔬菜，它是主粮食，这就太正经了。因为我们开荒种植，主要是闹着玩，顶多是想给家里添些蔬菜瓜果，并不是想给家里增添粮食呢。 
  因此，开荒种植，我的第二大收获，就是不光尝到了劳动收成的喜悦，更懂得了一些穷苦人家的生活艰难。 
  也许是认为养蚕比种庄稼划算吧，大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边溪那片高滩全部被种上了桑树，四五月间，它一片绿色。桑林里桑椹很多，我们专摘黑紫色的吃，嘴巴、双手弄得黑乎乎的。可惜，好景不长，那片桑林后来被砍光了。 
  同样，我们开垦的那些小园地，后来也被洪水彻底地给冲毁了。 
  2005年7月29日于乐成马车河     
  《芙蓉旧事》第三部分   
  芙蓉中学两题(1)   
  说不清楚的事 
  公元1966年秋，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很快，“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 
  “文化大革命”的主角是红卫兵。红卫兵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红卫兵绝大部分是大、中学生。芙蓉没有大学、中专，只有中学，于是，芙蓉中学遂被发酵成为本地区的革命、造反中心。 
  在革命、造反的日子里，芙蓉中学先是造人家的反，接着是自己造自己的反，最后是人家造它的反，演绎了许多荒唐的故事。 
  1966年下半年，芙蓉中学先是造人家的反。 
  红卫兵选择的第一个造反目标，就是前垟祠堂。 
  芙蓉中学建在前垟村东首，与前垟祠堂紧贴在一起。祠堂的东墙开有小门，小门面对中学的操场，它黑洞洞的，师生夜里从它面前穿过，心里都发毛，生怕里头伸出什么手来，被捉了进去。广大师生强烈要求在操场与祠堂之间打一条围墙，以求清净安全，但前垟村村民坚决不同意。师生们无可奈何，只是怀恨在心。因此，今天造反，红卫兵们想都不想，先拿前垟祠堂开刀，大家振臂欢呼，齐齐冲杀进去。 
  这次造反，前垟祠堂算是倒尽了霉，里头的东西，乒乒乓乓，被砸得稀巴烂。村民们心里很明白，芙蓉中学这是在借造反之名，行报复之实，但谁都不敢吭声。的确，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是毛泽东，谁反对红卫兵，谁就是反对毛泽东，谁就没有好下场！ 
  第一次造反尝到了甜头，红卫兵们兴奋不已，大家索性不上课，冲出校门，放开手脚大破“四旧”（即旧文化、旧道德、旧习惯、旧势力），结果，芙蓉境内的庵堂庙宇均遭到重创，菩萨金刚及神龛香炉被一扫而光。而且，破“四旧”运动迅速扩大化，碑文、牌坊、牌匾，院子、亭子里的楹联，甚至带有龙凤图案的家具、用具，也统统被视为“四旧”而遭到毁坏。红卫兵还把造反矛头对准“牛鬼蛇神”，和尚、尼姑、道士、算命先生、灵姑、巫师等，无不闻风丧胆，落荒而走，有的被追得无路可逃，竟钻进了鸡窝。而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等“五类分子”，差不多个个家里被抄，抄出的东西，大部分被一把火烧掉；有的不让烧，犟头犟脑，于是脑袋被扣进灯笼，糊里糊涂地被拉去游街。上街周协合家的店堂被抄个底朝天，周协合埋怨其父亲：“都是你，都是你。”其父亲则跺着脚哭喊：“你个儿，你个儿，我……我有什么对不起你，我就是地主出身不好啊！”他脑袋照样被扣进灯笼。 
  造反如此轰轰烈烈，许多人整天跟在红卫兵屁股后头看热闹。其时，我读小学六年级，也当跟屁虫。一天，上午在营盘观看造反，可中午回到家，却发现自己家里也被抄，店堂里一塌糊涂，而贴在板壁上我作的“双枪老太婆”的图画也被连根撕去。此事对我刺激很深，我感到又羞愧又害怕。 
  红卫兵们为汲取革命和造反的力量，无不学毛泽东的样子，身穿绿军装，一副地道的军人打扮，并无不胸佩毛主席像章，还用雕刀刻、用针线绣毛主席的画像，甚至迎抬“红宝书”（即《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红宝书”用红绸包着，端放在椅子上，椅子绑上四根竹杠，由两人抬着，沿着田埂小路，绕着各村慢慢地游行，椅子后头跟着一支长长的护送队伍。红卫兵还派代表去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而从北京回来的人，满脸灿烂，幸福得不得了，话多得比后边溪的水还要长。红卫兵更走出校门，大搞串联，有的去温州、杭州等地，不坐车，一路步行，走得满脚尽是血泡。 
  1967年，芙蓉中学自己造自己的反。 
  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造反派，大家六亲不认，拿自己人开刀。先是学校领导遭到揪斗；接着是出身不好的教师被赶下讲台，接受审查；然后是造反派发生内讧，分裂成两派，彼此谩骂、攻讦，莫名其妙地斗来斗去。校园里漫画、大字报满天飞。厕所里也贴满了大字报。所有的大字报，都用毛笔抄写，白纸黑字，列着一条条罪状，字字咬人，而其首行，都赫然写着“最高指示”（即毛泽东说）四个字。 
  学校里还成立了革命宣传队，宣传队队员表演节目，像做广播体操，其动作特别整齐、有力。这些节目，大部分是从县里学来的，唱的少，喊的多，充满了革命激情和斗志。 
  俄语女教师王慕娥（武）担任宣传队指导，她30多岁，南京人，从部队文工团转业而来，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长得非常漂亮。她丈夫在大荆中学教书，出身地主，因不堪批斗而自杀。王慕娥（武）拉扯着两个幼女，在众人面前，却常常强作笑脸。 
  的确，造反泯灭了人性，颠倒了世道，人们变得疯狂不已。社会上的人特别是农民，也纷纷仿效红卫兵，人斗人。在芙蓉街，一街两行的房子，其屋檐下方，凡有空白之处，造反派均用油漆涂写了革命标语。下街张友邦家坐落在丁字街口，丁字街口是芙蓉街最热闹的地方，因此，他家屋檐下那一排窗壁，就成了“海报”发布中心，各种充满火药味的“海报”总是一日三换，让人看得心惊肉跳。而大街小巷上，“洋锣洋鼓”和“大闹”（即锣鼓队）常常敲得震天动地。大家更打出了各种造反旗号，不光文攻，还武斗，有人弄不到真家伙，便在腰间别起了裹着红绸的假手枪。   
  芙蓉中学两题(2)   
  1968年，人家造芙蓉中学的反。 
  贫下中农选派出代表，成立委员会，进驻并管理学校，于是，学校里的事情，一切由“贫管会”说了算。校领导和出身不好的教师靠边站，而教师不够，就抽调个别“根正苗红”的小学教师补充。从此，学生们用不着学文化课，一边读《毛主席语录》，唱毛主席语录歌，一边参加农业劳动，而上课时，领头的叫：“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家便齐声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头的叫：“敬祝林副主席（指林彪）身体健康！”大家便齐声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贫管会”最怕中学生忘本，除了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还特意组织了一次“忆苦思甜”活动，台上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讲话，台下让全体中学生吃野菜、糠饼。当时，许多同学，也包括我，觉得此事很新鲜，便争着吃野菜，还吃吃地笑。“贫管会”负责人看见了，便大声地喊：“大家严肃点，大家严肃点，要讲无产阶级感情！”我们便真的严肃起来，但事后却偷偷地吃带来的饼干。 
  经历了上述三次不同方向和性质的造反，芙蓉中学变得“三不像”：不像学校，不像农场，不像放牛坦。学校的教学设备及图书档案均遭毁坏，教室、寝室的窗玻璃几乎全军覆没，而学生大量辍学，有些班级，全班只剩下20来人。校园里原先种着许多芙蓉树，每当秋季，树上热热闹闹开满了花，而这些花一日三变，早晨为白色，中午为粉红色，傍晚为深红色，远看近看都很漂亮。然而，现在谁都没有心情去欣赏这些花，而不少芙蓉树却莫名其妙地死去。 
  自然，芙蓉中学落到如此境地，这是“文化大革命”造的孽。然而，也恰恰是“文化大革命”，它却让芙蓉中学分享了造反的胜利果实——两年之后，芙蓉中学“复课闹革命”，遂办起了高中。 
  其实，芙蓉中学一边造人家的反，一边自己造自己的反，更让人家造自己的反；一边停课闹革命，一边复课闹革命；一边革文化的命，一边却兴办高中……这些事确实说不清楚。 
  这真是荒唐时代懵懂多啊！ 
  张昂老师 
  在芙蓉中学，张昂老师是一位个性怪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