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聂荣臻

父亲坚决反对这种态度，他和张爱萍、刘华清、洪学智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有—— 
  中国这么大，武器装备一定要立足自己研究生产，靠外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受制于人。 
  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国防现代化……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做梦。 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外国人也不会把先进技术全部卖给我们。 
  买外国的，一定要注意买专利。引进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仿制研究，今后自力更生设计制造中国自己的武器装备。 
  有些人总想搞进口，是思想上的懒汉，不考虑后果怎么样！过去“两弹”靠自力更生还不是都搞出来了。中国人并不蠢。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只要坚持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一定能搞出来的。 
  飞机用的雷达、电子装备、火控系统，这些配套设备很重要，否则你的飞机就起不了作用。这些设备也很复杂，在国外往往是几个国家协作搞，我们国内更要组织大协作，才能搞好。 
  军事工业中文明生产很重要，外国人一参观我们的工厂或科研单位，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 
  怎样尽快地使我军的武器装备现代化，是父亲后半生最为关注的大事之一。在经历了“文革”的停滞之后，我军的装备研制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新的攀登(1)   
  科学研究，其实就像登山一样，是个不断攀登的过程。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把不断攀登科技领域的高峰，当作科技事业前进的动力和目标。 
  导弹、原子弹、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攀登上的一座座科学的高峰。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加快了前进步伐，国防科技领域更是一马当先。中央确定的任务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要在洲际运载火箭、潜射导弹和同步卫星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当时，这三项任务称之为“三抓”。 
  这时的父亲，已经年近八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亲临重大试验的第一线了。他原先承担的一部分重任，已经放到了张爱萍的肩上。 
  早在“文革”后期，张爱萍就被邓小平、叶剑英和父亲等人推上第一线领导国防科技工作。多年以来，张爱萍一直在父亲直接领导下工作，父亲对他很信任，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但是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邓小平再度受冲击，张爱萍也受到“四人帮”一伙的猛烈批判，处境艰难。张爱萍住进医院，父亲牵挂他，亲自到医院看望，说：“爱萍，你务必好好休息，好好治疗，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有人说，我是你的后台。他们说得一点不假，我就是你的后台，我也乐意做你的后台！” 
  父亲的话，令病中的张爱萍深受感动，这句话他一直记着，父亲逝世后，他在一首悼念诗中，曾写道“翻案后台我愿当”，就是说的这件事。 
  “三抓”任务，是由张爱萍在第一线亲自指挥的。 
  “三抓”中的“第一抓” ，是洲际运载火箭发射试验。 
  早在1965年3月，中央专委就决定我国要研制洲际运载火箭。如果有了这种火箭，中国的“拳头”就可以伸得更长，国防更有保障了。由于“文革”的影响，研制工作被迫一再推迟。1975年5月25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洲际运载火箭的研制计划。 
  为了完成洲际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需要一支在海上活动的跟踪测量船队。1974年，我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当时，组织上安排我参加这一系统工程的组织协调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说实在的，能为祖国国防科技事业尽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远洋测量船在上海江南厂建造，说起来也是历经坎坷。1970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把这项工程作为国家重点任务。1972年4月，叶剑英副主席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听取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张春桥在会上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叶副主席听后非常气愤，用手拨过地球仪，指着“上海”大声地说：“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测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 
  那时，父亲基本上靠边站，按照中央的分工，原本是他主抓的工作，他却使不上劲，感到着急上火。我把这个情况讲给他后，他说，叶帅的决心太重要了。 
  由于“文革”的干扰，测量船队的研制建造工作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我因参加工作组，常住上海。为了赶进度，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想方设法进行协调。进度上、质量上出了问题，我们就及时同工厂的师傅和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协调解决。终于，测量船队有了“雏形”，我心里非常高兴，经常给父亲汇报进程，他也感到欣慰。 
  1979年，测量船总体建筑已基本完成。给船起个什么名字呢？正当大家都在费尽脑汁时，我看到了叶剑英元帅视察大连时写的一首诗《远望》，突发联想，就向李奇局长建议：“咱们的测量船叫远望号怎么样？航天测量既要看得远，更要有长远的发展规划。” 
  大家一致赞同，上报张爱萍主任批准，正式定名“远望”号。船体上的“远望”二字选用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手书。 
  经中央批准，并向全世界发布消息：1980年5月18日，我国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进行全程飞行试验。那一天，以“远望”号测量船为首的12艘远洋船队，劈开波涛汹涌的海面，威武严整地向着南太平洋进发。“远望”号设备先进，堪称一座“科学城”。它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海上测量的空白。后来，在发射神舟系列飞船时，“远望”号等船只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远洋船队出发前，张爱萍问我：“测量船队能不能保证安全地开出去，顺利地返回来？” 
  我语气坚定地说：“能！” 
  因为准备工作很充分，跟船出海的有科技人员、工人师傅，有他们保驾，大家都充满信心。 
  这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科学工作者向新时代献上的一份厚礼。5月18日那天，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我国亿万人民翘首以待，期盼着那个惊天动地的时刻。   
  新的攀登(2)   
  父亲和邓小平、胡耀邦、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的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大厅里观看发射实况。 
  “30分钟准备！”指挥员发出了指令。 
  “发射！” 指挥员发出了最激动人心的指令。 
  指挥所大厅里，人们聚集在宽大的彩色屏幕前，紧张而又兴奋地倾听着那一连串清晰的报告声、指令声、调度声，大家的心随之不停地跳动。一排排荧光屏上，一组组数据、图表不断地交替显示，屏幕上清楚地描绘出火箭飞行的轨迹。从“远望”号测量船队发回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到指挥所里。 
  此时此刻，我就蹲在父亲、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身旁，几乎是含着热泪介绍着每一个应答口令的含义。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是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第四个拥有远程打击能力的国家，它表明我国液体火箭技术又攀登上一个新高峰，也为我国将来发射重型卫星和飞船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同时，中国也是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第四个具有海上跟踪能力的国家。 
  在场的人，都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又一重大进步而欢呼，而流泪。邓小平立即向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胡耀邦振臂高呼：“同志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父亲情不自禁地向在场的全体工作人员挥手，高声说：“一弹震全球，感谢同志们！” 
  那天回到家，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随手展开纸张，挥笔题写了贺词：“热烈祝贺参与发射运载火箭的全体同志取得圆满成功。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大力协同的伟大胜利！” 
  在这次试验任务中，丁衡高负责火箭落点精度鉴定工作。那一天我们全家和父亲办公室工作人员如同过节，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 
  “三抓”中的“第二抓”——潜射导弹试验，于1982年10月7日在大连海域进行。父亲非常关注这次重要的试验。但是前方传来消息，试验失败了。本来导弹发射时是正常的，但点火后不久，导弹失控翻转，在空中自毁。 
  父亲得知情况后，嘱咐秘书给在现场的指挥人员打电话，传达他的意见：“既是试验，就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要像我国女排争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大家不要泄气，更不要埋怨，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更好地进行技术检验，找出问题所在，以利再战，我们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当时，丁衡高在试验现场。据他回忆，父亲的话传达后，现场的领导和科技人员，深受感动和鼓舞。其实，多年来在尖端武器研究试验中遭遇的失败也不仅这一两次，父亲都是以总结经验以利再战的态度鼓励大家。当年钱学森他们试验导弹失败，他不就这样说过吗？ 
  大家说：还是聂帅懂得科技工作和理解科技人员，这种时候鼓励比责备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