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聂荣臻

下班回到家，她把父亲的题字珍藏在纪念册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父亲俭朴的生活，以及对自己严格的要求，也令大家记忆深刻。有件事情对梁洁触动很大：父亲每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离开时，总要问警卫参谋：“去结账没有？”所谓结账，就是去交价值两毛钱的一杯龙井茶钱。就这么一杯茶水钱，细心的父亲都记得这么清楚，公私分明，公家的便宜一点都不沾。梁洁认为，现在的人是很难理解和做到的。对这件小事她一直忘不掉，后来时常给儿子谈起，教育孩子不要沾别人的便宜。 
  孙蕴君一直忘不掉一件小事：1989年，工作人员们陪同父亲到北戴河度夏。8月底的一天，下起了大雨，天气突然变凉了，正在值班的孙蕴君把所有衣服都穿上还感到冷。父亲看见她，就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拿了出来，说：“你把我的毛背心拿去穿上吧。” 孙蕴君记得非常清楚，那件毛背心是浅褐色的，上面还有一个小洞洞，是虫子咬的。穿上毛背心，她感慨不已：堂堂一位元帅，居然舍不得丢掉一件穿了不知多少年的毛背心。老爷爷的简朴让孙蕴君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 
  父亲喜欢孩子，工作人员不管谁家的孩子来了，他都欢喜的不得了。警卫参谋杨何的的儿子杨帆他格外喜欢，那个小家伙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常来我家玩，他戴大盖帽，扎腰带，穿自制的“军装”，异常活泼可爱，而且不怕生人，“天生不怕大官”，父亲非常喜欢他。每次他来了，都叫到跟前说说话。父亲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要考上大学。 
  后来听说这孩子很有出息，18岁那年考上了杭州的大学。他家里有父亲的像片，每逢父亲的生日和忌日，他就对着相片磕个头，算是对老爷爷的纪念。 
  在医疗组工作了10年的护士长王显聪回忆说，有一年，她带着5岁的儿子到驻地来，父亲见了孩子高兴得问这问那，特别疼爱，给她儿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每次坐车路过驻地，他都会指着院子说：“我去过那个老爷爷家，老爷爷可好啦。”孩子当时虽然小，不知道老爷爷是谁，叫什么名字，然而老爷爷那慈祥、亲切的神态却在他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工作需要，来家里护理父亲的医护人员经常变动。每逢离开时，大家都恋恋不舍。 
  梁洁离开医疗组之前，父亲对她说：“你把纸和笔给我。”当时，她不知道老爷爷想干啥。待他写完字递给她，看一眼她就激动了，没想到老爷爷会给她写下这么一句话：“梁洁同志，感谢你六年来对我的关心和精心护理。” 
  她把父亲的这帧题字，收藏到影集里。她说：“聂帅就像一棵不老的青松，永远活在我心里面。因为我感到，在聂帅身边学到的东西，是最真实、最朴实、最实在的，我永远忘不了首长的一言一行。” 
  1984年底，王德龙要离开我家了，父亲把厨师叫过来，说：“小王明天就要走了，今天晚上做几个菜，叫医生也过来陪陪。”父亲觉得小王这么长时间护理他不容易，非常感谢。 
  王德龙永远也忘不掉，父亲说这话时，他感觉老人就像是他的爷爷，他的长辈。他感慨地说：“很难忘啊！” 
  护士吴淑芬说：“我离开老爷爷的时候，是流着眼泪，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走的。” 
  除了上面的那些人，徐淑清、崔媛、唐丽君、朱财兴、刘立明、刘冰等人，也曾在父亲的医疗组工作过。在时光流逝了10多年，甚至20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忘不掉在父亲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我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父亲的怀念之情，我也从内心里感激这些为父亲做出过奉献和牺牲的医务工作者。   
  点点滴滴暖心怀(4)   
  说到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忘记陈兆保、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李常海、杨曙光、杨何的、张宝信、戴钰书、罗晓霞、张程荣、丁绍武等同志，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他们与我们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形同骨肉。 
  陈兆保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个子高高的，为人忠厚，任劳任怨，1953年就到父亲身边担任警卫参谋，深得父亲的信赖，家里的事，尤其是父亲生活上的事，均由他来管。他是名副其实的大管家。为了工作，陈兆保没有让家属随军来北京，平时也很少回老家探亲。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没有休过假。他不仅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父亲，就连我们家生活上的事，他都管。有一次我女儿菲菲发高烧，他二话没说，抱起菲菲就去了医院。可惜的是，他47岁时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记得陈兆保患病期间，父亲很难过，亲自到医院看望他，鼓励他战胜病魔，派人一次次给他送营养品。陈兆保病逝后，父亲让周均伦给组织上写报告，请求批准陈兆保为烈士。有一天，周均伦见到叶剑英，叶帅突然很不客气地说：“周秘书呀，我对陈兆保有一个意见。” 
  周均伦急忙问：“您有什么指示呀？” 
  叶帅说：“陈兆保跟了聂帅那么多年，聂帅最困难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回家去？” 
  周秘书解释道，实际情况是，父亲被定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后，陈兆保思想不通，心情很不好，正巧他老家要盖房子，父亲就给了他几百元钱，让他回老家看看，也借机散散心，就这样，多年不回家的陈兆保回去休息了两个月。叶帅听完周均伦的汇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亲自批准陈兆保为烈士。 
  陈兆保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他的抚恤金一直由父亲办公室代领转寄他家，直到几年前他的妻子病逝，才停发了抚恤金。 
  秘书们忠于职守，工作认真，为人正派，待人谦虚，并且善于与人共事，办事讲原则，从不搞歪门邪道，都有个好名声。他们说，这都是跟父亲学的，是父亲影响了他们，是父亲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结果。 
  他们辛勤地在父亲身边工作，父亲母亲也时常关心他们。就说上世纪60年代最困难的时候吧，二老若知道谁家有困难，总要给予帮助。刘长明家里孩子多，粮食紧张，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送给他一些粮票。有一次，东北来人送父亲一条大鳇鱼，有10多斤重，母亲赶紧张罗着把它切成段分给工作人员，三年困难时期能吃到鱼，大家太高兴了，所以几十年后，老同志们提到那次分鱼，仍然念念不忘。 
  陈克勤秘书患了脑膜瘤，确诊后要立即开颅摘除。这是个大手术，父母亲非常为他担心，父亲亲自给医院的领导交待，要精心组织手术。手术当天，又派周均伦守候在医院，并随时向他报告进展情况。手术成功的消息传来后，我注意到父母亲长出了一口气。母亲又张罗着每天派人往医院送营养食品。4个月后，陈克勤出院回到驻地，父亲嘱咐他先恢复身体，不要急于上班，以后上班也只能量力而行，殷殷之情，溢于言表。10多年过去了，至今谈起此事，仍然令陈克勤感动不已。 
  父母亲对驻地的警卫战士，也一样地关心爱护。驻地的警卫战士虽然属卫戍区管理，但在父母眼里，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父亲去世后，早已复员回山西家乡的战士索文彬，写了一篇名为《在聂帅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的文章，他写道：“平时，聂帅不仅从政治上关心我们，而且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我们……在当时电视机尚不普及的情况下，聂帅将一台当年苏联赠送给他的电视机送给我们看。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他总要送一些水果之类的食品让我们吃。记得1975年建军节时，他正在外地疗养，特意给我们捎来了哈密瓜等水果。” 索文彬还谈到，1977年他们复员离开驻地时，父亲特意把他们几个战士叫到身旁一起合影留念，并且嘱咐他们，将来不论到了哪里，都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遵纪守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索文彬说：“那个场面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父母亲所关心的人里面，还有一个老职工，他叫李炳元，是北京军区北戴河281疗养院的职工。解放后，中央在北戴河为一些领导同志安排了住处，盛夏时节一般都来这儿办公。281疗养院就把李炳元派到父亲的住处，由他负责搞环境卫生，帮助干一些杂活，冬天时照看房子。老实能干、性格耿直的李炳元得到了父亲的肯定，几十年下来，父亲从来没把他当外人。五六十年代，父亲见李炳元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每年来北戴河，离开的时候都让母亲或者是秘书给他留下二百块钱，这些钱在当时顶得上李炳元5个月的工资。   
  点点滴滴暖心怀(5)   
  六十年代初，父亲看到李炳元跑来跑去的，家里连个自行车都没有，决定帮他买辆自行车。正好父亲从北戴河去天津开会，那里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挺有名，管理员就和李炳元商量，由他出点钱，父亲替他补贴一部分，买辆自行车带回来。不久，自行车买来了。那辆车子李炳元骑了很多年，他说他如今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那辆自行车来。 
  李炳元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的一些事情，比如他说道，父亲每年到北戴河，一下车就去附近的渔村，问村里有没有挨饿的，社员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要求。三年经济困难期间，群众生活很苦，父亲告诉大家，等我们把欠苏联的账还完了，日子就会好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