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

  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面对一个积重难返的王朝，身边是一大帮子只会坐而论道的清议官员，踏踏实实做实业，是这个王朝的前途，是这个民族的前途，也是个人的前途。
  做事，做手边最应该做的事，这是李鸿章一直坚持的，而这不仅成为李鸿章精神的支撑，人生的支撑，也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支撑。
  在做洋务方面，存在着求强和求富的争议。求强，就是直接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这无疑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李鸿章除了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
  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拟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
  但是，由于受到人才、思想、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李鸿章很难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只能从手边能做的，最需要做的事情开始。现在看起来，李鸿章的这些行动，似乎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缺乏系统性；但就李鸿章的处境而言，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至于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关键的是，李鸿章从来没有等，只是在奋力地向前追，因为他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知道在这场竞争中，落后的结果只有屈辱，甚至是国破家亡。
  李鸿章不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来不及做一个思想家，他也没有必要做一个思想家。但李鸿章真的无视人的思想吗？真的不想改变人的思想吗？当然不是，但他知道，最能改变人的思想的事实，不是说教。西方列强的枪炮，曾经改变了他的思想，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实业，改变整个民族的思想。
  他不能一下子扭转整个局面，但他从没有放弃过努力。
  在不少大臣民众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或者在后期一些人叫喊全盘西化的时候，李鸿章表现得就像一个商人，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着自己的“转口贸易”，从技术入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已来不及想象由技术而引起的一系列变故的后果了，他最想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能从军事上抗衡西方列强，保全自己的国家，避免受列强的瓜分。
  在李鸿章看来，“实业”就是硬道理，就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军事的状况，根本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改变，那就是争取时间，“深挖洞，广积粮”，潜心自强，以一种新的方式韬光养晦，图谋着让这个东方帝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1863）正月，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五月，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请遣使日本，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将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六年二月，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七月，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六年八月，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十二月，请开铁路；
  光绪七年四月，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六月，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十一月，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八年四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十一年五月，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二十年五月，设医学堂于天津；
  ……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在当时，李鸿章的作为几乎可以说是单兵作战、单骑突进。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
  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无论哪个时代，说空话的人好找，但真正做实事的人却总是凤毛麟角。而事是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说出来的。在李鸿章所处的年代，面对时代大变革，多数人茫然失措，在惊慌之余，他们用指责、谩骂作为他们对时代的责任，用闭目塞听来否定现实。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更难能可贵。
  是啊，当一国的经济都依赖于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用他还用谁呢？这样的人，在政坛上，又怎么会倒呢？
  6.实力，永远是赢得别人尊重的资本
  在封建社会，功高盖主，会引起君主的猜忌，招来杀身之祸。如果没有相应的实力，同样会被轻视。
  李鸿章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个度，既不会因为过于强大而让朝廷警惕，同时，又始终掌握着半私人化的淮军，让清政府离开了他不行。
  这个道理一开始的时候，李鸿章并不懂得。他刚入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曾国藩曾经安排他回乡招兵，但李鸿章当时对带兵并不感兴趣，所以，他两手空空回曾国藩处汇报：“无兵可招。”在跟随曾国藩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明白，要想在那个乱世有自立的本钱，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当上海告急的时候，他极力抓住这个机会，建立自己的武装。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李鸿章通过自己的门生故吏关系，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鼎新、刘秉璋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淮军的组建，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乡土情结。
  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形势极为严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讲求实效，是李鸿章做事的一贯风格，他知道自己能否在上海站住脚，以及是否能为仕途打开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战胜太平军。
  淮军抵达上海之后，李鸿章一方面整肃军队，去除军队的散漫习气；另一方面，李鸿章见识了洋人军纪和武器的厉害，李鸿章很想借鉴和学习洋人军队的一些做法。
  李鸿章是务实的人，当他亲自见识了洋人的军队和武器之后，他立刻明白了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他立马决定，学习西洋人军队的训练方式，购买洋人的武器来对付太平天国。李鸿章立即聘请了洋人担任自己部队的教官，并通过大哥李瀚章，向洋人火速购买了三千杆洋枪，充实自己的淮军。
  李鸿章对淮军的战斗力一直信心满满，但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来遛遛。不久，李鸿章的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打响了第一仗。李鸿章知道这第一仗的重要性，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声望，关系到这支部队是否能在上海站住脚，甚至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