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子朱祁镇

南雄府每年商税收入达数百万，历任知府无不赚得盆满钵满而归。可当下这位南雄知府刘实，他是宣德五年进士，曾参与修纂《宋元通鉴纲目》，是一位耿直清廉的读书人。他从不贪污受贿，也不懂得行贿。有衙吏劝他交结途径这里的宦官，对自己的仕途有好处。
刘实不得已，从自己的月廪中拿出二十两银子，托人送给阮朋。阮朋一见勃然大怒，大骂刘实这老东西，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吗？于是在第二天州府官参谒朝廷中使时，令左右随从人员羞辱刘实，罚他长跪不起。
恰好那一天有一百多名民夫在府衙内修缮房屋，他们听说自己的父母官无端受辱，便蜂拥而入，将刘实从地上拉起，拥着他离开，还大声詈骂阉官贪赃枉法。
阮朋离开南雄，经过韶州时，听韶州地方官说刘实将向朝廷告发自己索贿和侮辱地方官员。于是阮朋先下手为强，让叔父阮随上奏朝廷，诬告刘实聚众殴打朝廷中使，撕坏敕书，对皇上大不敬。刘实也上书揭发中官的贪酷行为。
英宗下诏将刘实和阮朋都逮捕送到京师，一并关进锦衣卫诏狱，命门达审问。刘实在狱中上书英宗说：“臣官三十年，未尝以妻、子自随，衣粗食敝，为国家爱护小民，不忍困之。因此而忤朝使。”
英宗看到刘实的上书，心想这个人可能是被冤枉的。转而诘问宦官阮朋，阮朋承认刘实所说是事实。英宗查明原委，下令将刘实释放，恢复原官。可是刘实因为年老体弱，在狱中饱受折磨，竟在皇上赦令下达的那一天瘐死狱中。
南雄百姓为了纪念这位爱民如子的好官，十分哀痛，大家捐款为他建祠祭祀，香火数百年不断。
天顺六年，山西发生虎患。太监弓胜奉诏捕虎，来到代州下辖的崞县。弓胜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召见知县杨庆，询问该县的虎患情况。弓胜素以贪婪著称，所到之处，公开向地方官索贿。他嫌杨庆纳贿太少，便以该县虎患未除，扬言要杖责杨庆。
杨庆不服，让衙役们抬着捕到的老虎游行，县里的生员打出“苛政猛于虎”的横幅讽刺钦差。弓胜对杨庆极为痛恨，便将事情添油加醋地上报英宗，告杨庆诬蔑皇上的捕虎令是“苛政猛于虎”。
英宗看到弓胜的奏疏，大发雷霆，下令将杨庆逮捕到京师，打入诏狱。都察院也迎合皇上的旨意，称杨庆身为地方官，竟敢煽动愚民诋毁朝廷实行苛政，宜处以重罪。
当时英宗正颁诏广开言路，他不想把这事闹大，便不对杨庆公开判罪，将他长期关在诏狱中，最终瘐死狱中。
宦官是皇帝身边的奴仆，他们一旦被差遣外出执行某项任务，便俨然成了皇上派遣的钦差大臣。难免擅作威福，借机索贿纳赂，为害地方。有明一代，自从太宗永乐皇帝重用宦官以来，始终存在着朝廷文武官僚与内廷宦官的权力斗争。
景泰中，副都御史朱鉴上疏称：“宜暂罢中贵监军之制，假总兵以生杀权，使志无所挠，计有所施。曩者江南寇发，皆以诛王振为名。夫事归朝廷则治，归宦官则乱。昔高皇帝与群臣议事，必屏退左右，恐泄事机。乞杜权幸之门，凡军国大事，属任大臣，必当有济。”
景帝虽然认为朱鉴讲得有理，口头上予以“嘉纳”，但始终未撤监军的宦官。不久，山东布政使裴纶上书称：“山东既有巡抚，又设内官镇守。有司供应，以一科十，实为扰民，请下廷议，凡内地已有巡抚者，镇守中官一律召还。”
奏疏呈上，宫中宦官故意激怒景帝，责备裴纶与镇守中官争权，一直到裴纶认罪才不追究。
后来又有同知田旸、听选知县单宇、工部吏员徐镇等先后上书“请求召还监军镇守的中官”。景帝受制于身边的太监们，索性下达诏书，以“祖宗旧制，不可更改”为由，拒绝采纳罢撤监军宦官的建议。
英宗应该是吃够了宦官乱政苦头的皇帝。他宠幸司礼太监王振专擅朝政，残害忠良。土木堡一役，致使自己身陷漠北，做了也先的俘虏，几乎连性命都不保。复辟以后，英宗犹顾念王振死难于土木堡，听信太监刘恒的建议，颁旨恢复王振的生前官职，用檀香木雕刻成一个栩栩如生的王振，招魂以葬。并在智化寺建祠祭祀王振，赐予匾额，上题“旌忠”二字。而王振门下的曹吉祥又以“夺门”功受宠，权势煊赫一时。
英宗对背叛他的太监，像景泰朝得宠的王诚、张永、王勤等都被他毫不留情地凌迟处死。而对参与“夺门”有功的曹吉祥却万般信任，命他总督三大营，封其养子曹钦为昭武伯，侄子曹铉、曹铎、曹睿为都督。多次临幸他的府第，曹家门下走卒尽皆得官，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直到石亨败露之后，曹吉祥、曹钦父子狗急跳墙，胆大妄为地兴兵叛乱，才被剿灭诛杀。
累朝都有言官上书力陈宦官之害。宪宗即位之初，南京给事中王徽、王渊、朱宽、李翔、李钧联合上疏，称：“自古以来宦官贤良的很少，奸邪的却很多。若授他们以大权，等到他们败坏，然后加以刑罚。这是最初宠爱而最终杀之，这不是保全宦官的办法。最近又有无耻大臣交结内官，或行叩头之礼，或有翁父之称。因而导致宦官们包揽词讼、出卖官爵，任意作威作福。臣等请求陛下从今以后，应令宦官遵循高皇帝旧制，不得干预朝政，不得掌管军队、置产立业。家人义子全都编入原籍为民，严禁官吏和他们交往。只给他们优厚的赏赐，让他们丰衣足食，不许有非分的奢望。这是国家之福，也是宦官之福。”
他们的奏疏中又说：“处置宦官的办法，没有比宋朝做得更好的。所以宋朝自始至终，很少发生宦官专政乱国的祸患，比起汉朝、唐朝好多了。”
王徽等人的奏疏送入朝廷，被压下不理。后来太监牛玉因罪被废，王徽等又上疏说：“陛下册立皇后，这是何等大事！而贼臣牛玉竟敢大肆奸欺，罪该万死。可是仅仅贬斥到南京种菜，保全了他的性命。那么凡是在陛下左右侍奉的人，还会有什么忌惮呢？臣等从前上书请求保全宦官，那是防患于未然。可是处置之道未闻，牛玉之祸又来临！正统末年有宦官王振，岂料再有曹吉祥？天顺初年有曹吉祥，岂料再有牛玉？倘若再不加以防范，安知以后没有比牛玉更阴险的人？
“宦官无事之时，似乎恭敬谨慎，一听到有国政要务，就肆行干预。皇上将任用某人时，必先卖弄是自己的功劳；朝廷将做某事时，必先泄露以显示自己的权势。这样，趋附宦官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宦官的权势一天天扩大。有的大臣不知廉耻，和他们多有交结。给宦官馈赠奇珍异宝的人，宦官就把他们当作贤才时时赞誉；倘有刚正不阿的人，宦官就把他们说成不肖之才进谗诽谤。被赞誉的人获得显官厚禄，被诽谤者却遭贬谪，结果，恩德出自宦官，怨恨则归朝廷。宫中宦官与外廷大臣交通往来，因此引发祸乱。臣等职务是负责进谏，不做苟且宽容之事。虽死而无悔，希望陛下明察裁决。”
可以想象这样一篇奏疏，会引发宫中有权势的宦官们多大的愤怒和反击。他们包围年轻的宪宗皇帝，指斥王徽等人完全是胡言乱语，沽名钓誉，妄图扰乱朝纲，必须给予严厉惩罚。幸得都给事中张宁率领同僚及御史们上书救助，明宪宗才将王徽等人全部贬谪为各州判官：王徽到贵州、王渊到茂州、朱宽到潼州、李翔到宁州、李钧到绥德。
侍郎叶盛、编修陈音等先后上书为王徽等辩护，请求让他们留任。宪宗一律不予采纳。最后御史杨瑄上书的言词尤为激烈，差一点连自己都被定罪。
二 “王者不私”
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外戚擅权干政的事例累有发生。明朝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为了笼络手下的功臣勋将，多与他们结成儿女亲家。如：燕王朱棣娶徐达之女，临安公主下嫁李善长之子，大将傅友德、陆仲亨、胡海、郭英等均是他的姻亲。然而朱元璋却留下祖训：后世子孙的后、妃必须从低级官员或平民家庭选择，严防外戚坐大干预政事。这条禁令一直得到遵循，所以明代帝王的后、妃出身名门的不多。
英宗的母亲孙太后是山东邹平人，其父是永城县主簿，一个县衙的小官。孙太后从小被选入宫廷养育，与宣宗朱瞻基一起长大。永乐帝朱棣为瞻基遴选妃嫔时，将她选为皇太孙嫔。宣宗登基后封她为贵妃，因为皇后胡氏多病无子，被废为静慈仙师，改立孙氏为皇后。
英宗虽然不是孙太后所生，但从襁褓中就是被她带大，母子感情很深。英宗幼年登基，冲龄懵懂，全赖母后扶持。后来经历土木堡之变，乘舆播迁，陷身异域，回归后又被御弟囚禁于南宫七年。在这段艰难时日，全靠母后忧虑操劳，设法保护。石亨等发动“夺门之变”，事先也得到孙太后的同意。所以英宗复辟以后，对母后非常尊崇，为她上徽号“圣烈慈寿皇太后”。
孙太后父亲孙忠原封会昌伯，长兄孙继宗袭父爵，因为参与“夺门”功，晋封为会昌侯。其他四个兄弟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孙继宗仍未满足，又上奏说：“臣与弟显宗率子、婿、家奴四十二人参与‘夺门’功，乞加恩命。”英宗为了安抚他们，将孙显宗晋升都指挥同知，继宗子孙琏晋升锦衣卫指挥使，婿武忠由指挥使晋升都指挥佥事，家奴授官者十七人。
英宗复位后，京营由石亨、曹吉祥掌控。尽管英宗对他们百般信任，因为有“夺门之变”的前车之鉴，英宗总觉得不放心，一定要安排一个亲信的人协掌京军。便任命皇舅孙继宗提督五军营军务，兼掌后军都督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