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子朱祁镇

后来，孙太后的三兄孙绍宗又结交宫中太监为自己求官。英宗心中不悦，对李贤说：“孙氏一门，长封侯，次皆显秩，子孙二十余人悉得官，还不够吗？再来要官，以慰太后之心为由，殊不知太后正为此不悦。当初授其子弟官时，朕请示太后，数次方准允，且忧心不乐好几天。并说：‘孙氏子孙有何功于国家，如此深受禄秩？物盛必衰，他们一旦犯了法，我能救他们吗？’太后若知道孙绍宗求官的事，必定生怒。”
李贤趁机进言道：“此足见太后贤德。高皇帝诏谕后世立下规矩：外戚不许掌管军政。会昌侯掌京营之事，太后是否知道？”
英宗说：“太后忧心不乐正是为此事。起初内侍都说掌京营军非皇舅不可，方有此项任命。太后至今仍后悔。”
李贤明知这是皇上的推托之辞，如此大事内侍们能做主吗？他只得附和道：“此事足见太后见识远大，谨遵祖训。幸亏会昌侯质朴敦厚、谨慎小心，只是以后不可为例。”
英宗也点头称是。
不久之后，锦衣卫告发孙显宗家奴十余人在京郊强占别人庄田，私自盖建店铺，出租给商人经营。还欺行霸市，逼迫勒索商人，牟取暴利。
英宗召李贤商议如何处置此事。李贤说：“陛下若依照国法断然处理此事，谁不畏服？皇亲国戚和百官都会引以为戒，以后谁也不敢干犯法纪，做此类扰民之事。”
英宗于是下令将孙显宗及涉案家奴逮捕审讯。孙显宗开始还趾高气扬，若无其事。后来得知是皇上亲自下令审他，一下子就蔫了，只得低头服罪。
英宗仍然赦免了孙显宗，只对他申诫了一顿，下令将他们所建的店铺全部拆毁，庄田勒令退还原主。涉案家奴枷号一个月，然后发配贵州充军。并将此事通告勋贵文武百官，要大家以孙显宗一案为诫，遵守国家法纪，不得违反。
在此案处理过程中，会昌侯孙继宗开始托病装聋作哑，静观其变。后来又出面为其弟求情，并以母亲年老多病痛惜儿子为辞，要求宽赦孙显宗。英宗生气地对李贤说：“为侯者不知自责，反而要来求情告赎；又以母亲老病为辞要挟朕躬，朕岂能以私废法？终未准他所奏。”
李贤对英宗能秉公处理此案颇感意外，连忙顿首称赞道：“陛下此举，真可谓王者不私！”
石亨败后，在清理冒滥的高潮中，会昌侯孙继宗上书，请辞去弟孙显宗、婿武忠及子孙家人、军伴数十人的军职。英宗只革去其中家人、军伴七人的职务，其余均不问，对太后家的亲属仍然给予特殊的眷顾。
第四十章 政通人和
一 内阁轶事
在紫禁城午门内，文华殿的南面，有一排黄色琉璃瓦覆盖的平房，这里就是“文渊阁”，内阁学士们办公的地方。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以来，从永乐朝起，内阁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英宗幼年登基，政务完全取决于太皇太后和“三杨”为首的内阁。后来司礼太监王振擅权，“三杨”老迈，内阁权力逐渐被削弱。英宗复辟之后，经历了石曹之乱，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重新得到英宗的信任。“文渊阁”这处不起眼的内阁值房成了朝廷发布政令的神经中枢，渐渐为人所熟知。
“文渊阁”有十间屋子，前面是内阁学士们办公的场所，后面是就食处和休息的地方。学士们白天在这里办公和吃饭，晚上仅有一位留宿值守，其他的人可以回府休息。
英宗复辟后，“夺门”功臣徐有贞擢升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控制了内阁。其他内阁成员许彬、薛瑄都是石亨、曹吉祥所荐。后来，英宗亲自挑选吏部侍郎李贤入阁。御史弹劾案发，徐有贞被罢黜放逐。李贤亦遭连坐，贬谪为福建参政。
但英宗仍然对李贤专意信任不疑，在岳正因草“罪己诏”获罪被贬后，他仍将李贤召入内阁。此时内阁学士只剩下吕原和彭时二人，他俩资历均较浅。李贤以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深得皇上信任，便成为实际上的内阁首辅。
内阁正堂墙壁上挂着一块永乐皇帝朱棣御书的“文渊阁”匾额。匾额下放着一排红色的书柜，内藏洪武、永乐、洪熙三朝《实录》的副本。内阁学士们每天早上都要对着御书匾额行礼如仪，以示对祖宗的崇敬。正因为这个缘故，阁臣们的办公桌都是东西向摆放。
按照中国衙门的传统习惯，东西向的座位不是正座，而是旁座，只有南北向才是正座。李贤身为内阁首辅，对自己身居偏座很不满，想让下人把匾额下的红柜移开，让出一块地方为自己设置公座。
彭时对李贤这样做很不以为然，便直率地说：“不可如此。听说宣德初年圣驾曾经在此坐过，这里不设公座或许就是这个缘故。”
李贤说：“纵使有此故事，事情已经很久了，时过境迁，今设座又有何妨？”
彭时又说：“这里是大内，也不宜面南正坐。”
李贤争辩道：“你何必太过拘泥，即使是文渊阁大学士也不能正坐？哪有居其官而不正其位的道理？”
彭时的执拗劲上来了，丝毫也不退让：“正位在外面诸衙门则可，在大内决不可。如要正位，那么华盖、谨身、武英、文华诸殿的大学士又如何办呢？殿阁都是皇上至尊所御之处，设置大学士的本意，就是为皇上侍坐以备顾问，决无正坐之理。”
李贤这才无话可说了。后来英宗派太监送来一幅圣贤画像，悬挂于“文渊阁”匾额下，李贤的公座更加设不成了。
彭时将此事的经过记在他所撰的《可斋笔记》中，称：“盖李为人好自尊大，往往不顾是非，直行己志如此。”
不过，彭时虽然批评李贤好自尊大，并不妨碍他们在工作上取长补短，和衷共济。彭时十分尊重李贤对内阁事务的领导能力，钦佩他的出色才华。天顺七年，门达构陷李贤甚急，英宗颇有些动摇。于是从宫中传出皇上将让李贤退出内阁，专用彭时的消息。此事传到彭时耳中，这位正直的阁臣颇为吃惊地说：“李公有经济之才，怎能放出？”针对门达对李贤的无端攻击，他竭力为李贤辩护，并且誓言说：“倘若李贤去，我彭时也不得独留。”他的话传到英宗耳中，皇上对李贤的猜疑才逐渐消融冰释。
在此之前，有一件事充分显示了彭时的豁达风度。天顺四年开科取士，殿试之后，英宗命于进士中选取人物端重、语言正当者二十余人为庶吉士。并指定只选北方士子，不用南方人。并说南方人只有像彭时那样风度潇洒、学识渊博的才可选取。
这是英宗素来的偏见。他认为南方士子虽然学识广博，辞藻华美，但南方人心眼多，狡黠不可信；而北方人诚实质朴，更值得信任。
彭时却不以为然，他对李贤说：“立贤无方，何分南北？”
后来英宗派太监牛玉来内阁传旨，命内阁学士们会同吏部选庶吉士，也特别提到皇上命只选北方士子，不选南方人。
彭时当面对牛玉说：“南方岂止一个彭时，比彭时优秀的数不胜数！”
牛玉笑道：“且选来看。”
结果，内阁学士们会同吏部尚书王翱详细考察本科进士，从他们应举试卷的文采到外形举止，按照皇上要求的标准选出了十五名庶吉士。其中南方士子只有三人入选。这三个人还是彭时不顾忤旨坚持要选出来的。
英宗给母后孙太后上“圣烈慈寿皇太后”的尊号，内阁奉命草拟诏告时，彭时提出建议说：“皇上为太后上尊号，是前所未有之事，宜有恩典惠及天下。”
李贤颇感为难地说：“去年已经两次大赦天下，此次若再颁诏行赦，会有碍于法典。”
彭时说：“我并不是建议举行大赦，而是要在给太后上尊号的同时，行优老之典：如朝廷官员父母年七十者赐给诰敕，百姓父母年八十者赐予冠带。此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意思，如此才与上徽号大典相称。”
李贤连连称赞：“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于是内阁草拟的为太后上尊号的诏书中，加进了上述优老之典的条款。英宗看了，极为高兴，御笔亲批颁行于天下。这一亲民举措所费不多，却让天下耆老均沾恩泽，太后也极为高兴。
内阁学士吕原是个大孝子。他的父兄都是清贫廉洁的教官，先后去世竟无力扶柩回浙江秀水原籍，只得寄厝于景州。
天顺六年，吕原的母亲病故。吕原哀痛欲绝，三天未进水米。他请求回家守丧三年，英宗不允，让他回家料理完丧事即返京起复原官。吕原的恭谨持重深得皇上的信任。
吕原先到景州，迁移父兄遗骸回原籍安葬。他雇舟沿运河南下，在舟中因为哀伤过度，旬日不沾水米，素来丰硕的身体一下子垮了，变得羸弱不堪。回到家乡，母亲的丧事还没办完，他就猝然病故了，享年仅四十五岁。
吕原病故，英宗追赠他为礼部左侍郎，谥文懿。内阁缺了一名学士，需要增补。
英宗问李贤：“谁可代替吕原？”
李贤推荐了詹事柯潜。
李贤平时行事谨慎。御前举荐用人时，若是文臣必事先征求吏部尚书王翱意见，武臣则征询兵部马昂。他出宫即将增补内阁学士之事告诉王翱。
王翱说：“按资历顺序陈文应当先入阁，为什么要压抑他呢？”
第二天，李贤再次觐见英宗，按照王翱的意见，改为推荐陈文入阁，获得英宗的同意。
陈文进入内阁后，议事故意每每与李贤意见相左，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他公开宣称：“我不是李贤推荐的人。”对此，李贤却一笑置之。
当时，英宗对李贤言听计从。天顺五年，孛来侵扰庄浪，朝廷派遣都督冯宗率军征讨，需要选两位文官参赞军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