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

英宗皇帝即位后，王安石因母亲去世，依旧例守丧数年，暂时离开政坛。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思想家，他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有非凡的见解，故而即便在野，仍有相当影响力。宋神宗之所以对王安石印象深刻，主要是从韩维那里得知其政治见解的。
韩维乃是王安石的好友，宋神宗还是太子的时候，韩维是太子府的书记官，经常给太子讲学论道，说到精彩之处时，他总是停下来谦逊地说：“这不是我的见解，这是王安石的见解。”正因为如此，宋神宗即位后，试图振衰起弊，重整国家雄风时，自然想到了王安石。
很快，王安石复出了。神宗皇帝先是任命他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进京，皇帝亲自召他入对。
神宗皇帝开门见山便问：“治理国家，以何为先？”
王安石答道：“择术为先。”
神宗又问：“唐太宗如何？”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当效法尧舜，何以效法太宗皇帝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末世学者不能通达，以为高不可及罢了。”
我们都知道，尧舜在古代被认为是最为圣明的君主，王安石强调，为政就必须向最高的尧舜之道看齐。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有两次，一次是先秦的商鞅变法，另一次便是王安石变法。但是俩人的路是截然不同的，商鞅变法走的是法家路线，而王安石变法走的则是儒家路线。
神宗又问了一个问题：“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王安石并没有当场回答，而是写了一篇文章作答，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了。他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并且矛头直指“积弱”、“积贫”两大问题：“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
可以说，君臣二人通过问答的形式，谈得相当融洽。宋神宗在王安石身上看到了帝国的希望，而王安石感于宋神宗的知遇，也竭忠尽智辅佐皇帝，推行改革。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开始了。
变法的目的，可用四个字概括：富国强兵。
王安石变法，便是围绕着“富国强兵”这条主轴而展开。主持变法的总机构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由陈升之、王安石负责，王安石为其灵魂人物。自秦汉后，中国政治的创新精神不足，守旧思想浓厚。只要改变祖宗之法，总会遇到一大堆人的反对。因此，从一开始，王安石就处于四面受敌的尴尬处境。为了确保变法的推行，他向皇帝推荐吕惠卿、章惇、曾布等具有革新精神的人物进入条例司，协助变法。
我们先来说说变法的第一项重要内容：富国。
富国并不单纯只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要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百姓殷实了，国家才能真正富裕。因此，王安石在解决“积贫”这个问题上，是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略述于下：
其一，青苗法。
青苗法实际上就是给农民提供贷款。农业耕作有季节性，农作物生长周期较长，从耕作到收成期间，需较大投入。许多农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得向富人高利贷款，一旦还不了款，土地便被兼并。因此，到了宋神宗时，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许多人流离失所，无以为生。青苗法就是政府以二分的年息贷款给农民，谷物成熟时还钱，若遇到灾荒年，可延期还款。此法乃是以金融手段助民增产，同时防止富人兼并穷人的土地。
其二，免役法。
宋代徭役众多，也就是平常百姓家，每年都要给政府干活，只出力而没有任何报酬，甚至还要倒贴钱，而官吏将校僧道等，则可以不服役。免役法就是废除役法，改由百姓出钱充役，称为免役钱。免役钱得交多少，则具体按照各家富贫情况而有所不同，极为贫困的家庭可免交。以前不必服役的官吏僧道等，则按半数缴交。据当时的实现情况来看，这项改革是惠民之政，大大减轻百姓的负担，但是却损害到了官吏阶层的利益。
其三，方田均税法。
这项改革是针对田赋不均的情况而定的，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肥瘠不同而分五等定税。
其四，农田水利法。
政府大力建设水力工程，保护农田正常生产，这是最惠民的一项政策。
其五，市易法。
市易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富商垄断市场，控制物价。具体做法是在若干重要城市设市易务，由政府拨给本钱，在市场上货物滞销时，由市易务收购。商贩们可以向市易务抵押借款或赊贷货物，每年以二分计息。
其六，均输法。
为了确保首都的消费需要，宋初设立六路发运司，每年地方都要按规定向京城输送定量的物资。但是这种规定非常死板，既没有考虑需求与储备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地方生产的实际情况，没有按照实际供需情况来求得平衡，是久弊端重重。均输法就是改地方上供为中央直接采购，根据采购价就低不就高、采购地就近不就远的原则，节约采购成本与运输费用。
以上六大变革，重在理财与惠民。
再来看看变法的第二项内容：强兵。略述于下：
其一，保甲法。
保甲法有两大目的，一个是训练民兵，另一个是防止百姓造反。具体措施是这样的：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若有两个男丁以上的，抽一人为保丁。实际上就是组建民兵或地方治安队，是维系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
其二，保马法。
马匹在古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宋代马匹主要是由官府牧监饲养，不仅成本高，而且不能满足需求。保马法就是由百姓代官家养马，每户可养一到两匹。养马者可免交一部分租税，但如果马死了，则须赔偿。
其三，裁兵法。
前面说过，宋朝到了英宗时，军队多达一百一十六万，光军费的开销就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帝国军队虽然多，却没战斗力，并不精锐。王安石执政后，大刀阔斧裁军。在熙宁年间，军队由一百多万削减到了六十万左右，差不多砍掉一半人。
其四，置将法。
针对军队中存在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情况，在全国设置九十二个集中训练的军分区，每个军分区由一位主将负责。全国共设九十二将，其中京幾、河北有三十七将，西北有四十二将，主要用于保卫首都及防御契丹、西夏，其余地区有十三将。
其五，军器监法。
宋代军器制造原本归三司胄案管辖，不过三司作为国家财政机构，对兵器制造顾及甚少，导致武器质量低劣。新法设置独立的军器监，统一管理全国武器制造。此项改革大大改进了宋军的装备水平，宋代在武器发明上也多有创新，火药的使用是最典型的例子。
除了理财、强兵之外，变法还涉及吏治与教育等诸多方面。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是大宋帝国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变革，规模宏伟，涉及面之广，要远远超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这也是继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改革。可是这次改革并没能改变大宋帝国的根本面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之多，争议之大，都远远超出王安石的预料。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二四 熙宁变法（下）
从王安石推行变法的那一天起，失败的影子便隐约可见了。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说富国强兵的出发点也是错的吗？
富国强兵固然没错，可是这次变法有其致命的弱点。我们可以把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做个对比。无论在变法的广度上或具体措施，王安石的变法都要超过庆历新政，但是两者重心却是不同的。庆历新政，重心在吏治上。范仲淹的十大改革措施中，前四项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都是针对吏治。而王安石变法重心则在理财技术上，加大国家宏观调的力度，金融成为重要的手段，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明显增加。
固然，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改革与军事改革两个方面，但经济改革是根本。而经济改革所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也最多，几乎从一开始便受到朝野的广泛攻击。从王安石的本意来说，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促生产、均赋税、抑兼并，出发点是很好的，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
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政策自身的问题；其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比如说青苗法。王安石的本意是要救济百姓于青黄不接之时，出发点是很好的。可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并非免息，而是年息二分，虽然比民间借贷要低，但对于普通百姓家，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欧阳修曾批评说“直是放债取利耳”，国家这是变相收刮民财，与民争利。更严重的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贷款利息要远远超过所规定的二分。有的地方执行三分的利息，更有些地方官吏在规定的利息外，还有种种勒索，导致实际利息达到80％甚至100％。这与变法的初衷已全然是南辕北辙了。
再比如免役法。变法的初衷，百姓交了免役钱后，可免除义务劳役。但是一旦政策到了地方，完全变了样。免役钱交了，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强迫百姓服役，活照干，钱还得交，两头受罪。就连神宗皇帝都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