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

再说说市易法。王安石的目的是“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目的是抑制商人对商品价格的垄断。可是在具体操作中，市易务作为资本雄厚的“央企”，却取代富商垄断了市场。
大学者梁启超对熙宁变法曾经有这么一段议论：“盖其初意本欲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至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起初朝廷的意思是要抑制兼并，最后国家却成了最大的兼并者、垄断者。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好的政策为什么成为坏的政策呢？
问题出在执行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们来对比一下王安石变法与历史上一些其他著名变法的不同之处。在中国历史上，变法的黄金时代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变法有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赵国的胡服骑射等。战国时代的变法，都是由上而下的变法，即从权贵阶层开刀。为什么要自上而下呢？手握权力的权贵阶层若不接受新法，试问新法如何推行？变法的内容固然重要，倘若得不到执行，那也只是画饼充饥，只是作秀罢了。故而整顿吏治，是变法能否顺利推行的先决条件，政策的贯彻执行，必须要一以贯之。商鞅变法之所以是最成功的改革，就在于其入手处，就是从打击权贵阶层开始。
前面说过，宋朝积贫积弱，主要原因有三冗：冗兵、冗官、冗禄。熙宁变法只解决了冗兵的问题，而在冗官、冗禄上，非但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冗兵问题之所以得到较好的解决，乃是因为士兵是底层阶级，没有什么权力，裁撤起来比较简单。至于冗官、冗禄，都是有权力的官僚阶层，在这一块上，王安石并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说实话，他也没有能量改革吏治，作为熙宁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的权力是有限的，他从来没有商鞅独断专行的大权。正是因为官僚阶层的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变样了，好的政策也沦为恶的政策。
知道以上这一点后，我们就可以发现，王安石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在于开源，而不在于节流。也就是说，他努力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不是削减财政支出。他在金融领域、流通流域上做文章，但是效果是比较局限的。在古代，科技对生产力的影响并不像今天那么大，国家的生产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就难以大幅度增长。如果国家总体财富维持稳定，那么国家财政这一部分增长了，相应的百姓的收入就要相应减少。因此，自从经济改革以来，新法被认为是“与民争利”，国家发放利息不低的贷款，实行专卖制，搞市场垄断等，都严重打击民间经济。
正是因为新法存在种种弊端，特别是执行不力，王安石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新法的人，有许多都是当世名重一时的人物。比如反对青苗法的人有韩琦、富弼、欧阳修、程颢等；反对均输法的有苏轼、苏辙等；反对市易法的有文彦博等；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几乎反对王安石的每一项政策。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往往是有事实根据的，这也使得新法的推行遭到极大的阻力。
在这次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中，宋神宗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他对王安石是支持的、信任的。然而这并未能减轻王安石身上巨大的压力，随着变法运动的推进，王安石面对种种责难，越发孤立无援。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参知政事，两年后跻身宰相。随着新法的推行，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王安石为了表示自己并非栈恋权位，只是一心希望国家富强，遂于熙宁七年（1074）上书称病辞职。宋神宗一再慰留，但王安石去意已决，连上六表求辞。神宗皇帝最后没办法了，只得同意。不过新法并未因此中断，在韩绛、吕惠卿等人的努力下，新法仍然不屈不挠地得到推行。
一年后（1075），神宗皇帝再召王安石入相。然而，二次入相对王安石来说，徒留伤心回忆罢了。反对派的攻击依然如疾风暴雨般袭来，而新法集团却已不是铁板一块了。改革派的分裂是必然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改革派人物都像王安石那样高风亮节，有些人纯粹就是投机分子，投皇帝所好，把变法视为求取功名的途径。改革派分裂了，王安石与改革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吕惠卿分道扬镳。更要命的是，宋神宗对王安石已经不再无条件地言听计从。在变法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皇帝与宰相的观点有了很大的分歧。不仅如此，王安石的新法还遭到后宫及皇亲国戚的压力，这位改革的总设计师已是心力交瘁。而在此时期，王安石的长子又去世，令他更加孤单与悲戚。熙宁九年（1075），复相后一年，王安石又一次递交辞呈。宋神宗虽仍极力挽留，但王安石还是毅然退出中枢。
王安石主持变法，总计六年。新法并没有因为王安石的离去而中止，应该说，宋神宗在变法这件事上，是坚定不移的，从这点看，他堪称是宋朝三百年历史中最有改革进取精神的皇帝。
尽管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不同程度地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他们也只是反对其政策，对于其道德操守、学问文章，仍然充满敬意。譬如变法的最大反对派司马光曾在私人书信中这样评价王安石：“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
后世学者梁启超对王安石有一段精彩的议论，试录于下：“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尽管变法在实施过程中差强人意，但还是取得一定成效。在王安石执政期间，大宋帝国在军事上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这就是王韶开河熙之地。
在宋神宗即位前后，宋夏再度爆发战争，西北局势紧张。熙宁元年，当时还是无名之辈的王韶上了一道“平戎三策”的奏章，他写道：“国家欲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这个战略主张就是先收复河湟，令西夏陷入腹背受敌之境，扭转与西夏战争的不利局面。这个战略，与西汉时张骞的“断匈奴右臂”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
王韶乃是宋代一位传奇人物，他早年曾经考科举不中，索性游历陕西，这不单纯是旅游，更是细心地了解西北边疆的形势。在若干年后，他的付出没有白费，他成了西北问题的第一流战略专家。这份奏章令宋神宗暗暗称奇，特地召王韶前来询问边事方略。
熙宁四年，在皇帝与王安石的支持下，王韶被任命为主洮河安抚司事，经营河湟。河湟谷地在汉、唐时就是一块战略要地。东汉时，汉与西羌多次争取河湟谷地；到了唐朝时，河湟谷地则是唐与吐蕃的一块主战场。宋朝与汉朝、唐朝相比，帝国土地面积小了许多，如北方燕云十六州落入契丹之手，河西走廊落入西夏之手，而战略要地河湟谷地则被控制在西蕃手里。
王韶抵达秦州后，先招抚了西蕃俞龙珂所部十二万人。有意思的是，俞龙珂之所以愿归附宋朝，乃是因为他是包公的粉丝，十分仰慕包青天的人品。归顺之后，他甚至向宋神宗提了一个请求，要求皇帝赐“包”姓，与偶像包青天拉近距离。
俞龙珂部归附后，王韶乘势西进，进攻西蕃诸羌部落。王韶有谋有勇，宋军的进攻遇到诸羌的顽强抵抗，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王韶亲自披甲上阵，力挽狂澜，竟然奇迹般地反败为胜，并且占领武胜，建镇洮军。宋神宗下诏，在新开拓的土地上设熙河路（相当于现在的省），王韶升任经略安抚使。王韶开疆拓地的意志不可阻挡，很快，他又进攻河州，河州酋豪瞎药投降，宋神宗同样给他赐“包”姓，看来包公的威名真是驰名中外、饮誉东西啊。
到了熙宁六年，王韶的军队接连收复河州、岷州、宕州、洮州、叠州，进军一千八百里，斩敌数千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可以说，在大宋历史上，王韶是最有进取精神的一位将领，他的伟大成就令宋神宗大喜过望，战后被提拔为左谏议大夫。
然而，王韶离开河熙奔赴朝廷之后，西蕃的势力又卷土重来。
西蕃首领木征乘王韶离去之机，反攻倒算，在熙宁七年的踏白城之战中大败宋军，河州知州景思立战死。之后，木征又进攻岷州，继而围攻河州。西部局势一时间恶化了，宋神宗不得不又一次把王韶派往前线。
王韶非但是一流的战略家，也是一流的将军。抵达熙州后，他并没有马上援救被围困的河州，而是采取围魏救赵的计谋，出动两万精兵，进攻定羌城，以切断木征的后援。此计果然大获成功，木征不得不放弃对河州的围困而退兵。然而王韶并不罢手，他对木征穷追猛打，斩首七千余级，打得木征走投无路，最后只得缴械投降。
先是开熙河六州之地，拓地两千里，收复中原政权沦陷二百年之地；后又解河州之围，擒木征以致阙下；王韶奇迹般的表演，非但是大宋历史上的传奇篇章，同时对改革派也是一次巨大的鼓舞。王韶之所以能立不世之功，与王安石的极力推荐提拔有直接的关系，而他也以伟大的胜利，让所有人看到“强国梦”的希望。
后人对王韶有这样的评论：“韶以书生知书，诚为不出之才，而谋必胜，攻必克，宋世文臣筹边，功未有过焉者也。”他为帝国收复了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无疑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勋绩。
王韶后来官至枢密副使，他从默默无闻的小官吏，一举为国家立下不朽之勋业，也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可谓是奇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