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

熙宁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大公无私，立法尽管有问题，但基本出发点乃是富国强兵，为国为民。元祐更化中的复辟分子，尽管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但在道德品行上并无亏缺，甚至被誉为“元祐诸君子”。而绍圣绍述中的新党领袖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在自身修养、道德人品上都不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意气用事，假公济私，迫害政敌，反攻倒算。
从宋神宗时代开始，新旧两党便势不两立，但是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死对头，也仅仅只是政见不同，对事不对人，私底下都佩服对方的学问、人品。即便是司马光复辟，旧党掌权，也没有对新党进行人身迫害。可是在绍圣年间，新党的胸襟却远不及旧党中的士人君子。
已经去世的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都遭到反攻倒算，章惇甚至要求把这两个“罪大恶极”的人开棺暴尸。宋哲宗虽没有同意，仍然下诏夺去两人的赠谥。对死去的人如此，对活着的政敌，新党更是磨刀霍霍，四处出击，甚至屡兴大狱。在元祐诸君子遭到流放命运后，章惇等人甚至主张将其斩尽杀绝，从肉体上消灭政敌。
在大宋开国之初，宋太祖曾经留有一条遗训——“不以言罪人”。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宋朝并未发生历朝历代中难以避免的诛戮功臣的恶性事件，这个文明国度虽然武力并不算强大，但在仁慈方面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元祐旧党之所以大难不死，得益于皇帝张开保护伞挡住了射来的冷箭，宋哲宗虽不算是英明过人的皇帝，仍然坚守太祖皇帝的遗训：“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正是这个指示，才把迫害旧党的行动约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装着变法的瓶子表面上是旧的，可是里面的酒却已变质。新法的目的与其说是发愤图强，不如说是耍政治阴谋、争权夺利的工具。帝国滑向深渊的命运，已然是不可改变了。
二六 宋徽宗：皇帝与艺术家
宋哲宗是短命的皇帝，他十岁当皇帝，在位十五年，二十五岁就死了。哲宗去世后，他的弟弟赵佶被推上皇帝宝座，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徽宗。宋徽宗之所以著名，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是中国皇帝史上首屈一指的艺术家；其二，他是大宋王朝历史上有名的昏君。
有些人天生不是当皇帝的料。南唐后主李煜如此，宋徽宗赵佶也是如此。这两人的共同点实在太多了。李煜是大词人，一曲《虞美人》传诵至今，仍旧是诗词史上最动人的篇章；而宋徽宗则是大书法家与大画家，他的瘦金体书法与花鸟画，在艺术史上占据一席重要地位，他对艺术的贡献，要远远多于对国家的贡献。可以说，他们的专业都在于艺术，而不在政治。身为一国之君，沉溺于艺术领域，必顾此而失彼。有一句话说得好：“天才也怕入错行”，李煜与宋徽宗都是天才级的人物，可惜的是，两人都入错行了。他们的生活空间，应该是在书房画室，与琴棋书画为伴，而不是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呆若木鸡。
历史有时真的会开玩笑。
宋徽宗赵佶可能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皇帝。他与宋哲宗一样，都是宋神宗的儿子，但排名相当靠后，仅仅是第十一个儿子。依照古代立长不立幼的传统，皇位要轮到他，机会可以说小而又小。在宋哲宗即位后，皇帝传给弟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然而造化弄人，偏偏宋哲宗英年早逝，赵佶居然鬼使神差地被推到前台，当了皇帝。
其实，很多人对宋徽宗继承大统持反对意见，理由很简单：他不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有着艺术家常有的轻佻与随性。然而群臣的反对敌不过向太后的坚持，向太后的理由也很简单：先帝神宗对这个儿子有良好的评价，认为他有福相，而且仁孝。
为了使政权平稳交接，向太后采取了一种折中方法，仿元祐年间高太后之例，临朝听政。向太后与高太后一样，在政治上是倾向于保守的，对新法并不太热衷。不过她的做法比较温和，知道倘若尽弃新党，那么无疑“朋党之争”还要无休止地闹下去，因而采取了较为稳妥的处理，起用一部分旧党，留用一部分新党。
这十几年来，大宋朝廷真是乱得像一锅粥。一会儿新党得势，一会儿旧党复辟，一会儿新党又卷土重来，政策变来变去。在宋哲宗时代被列为罪人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又恢复名誉了，范纯仁、程颐、苏轼等元祐君子复官或结束流放。曾经迫害旧党的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被罢黜了，但是相对温和的曾布则得以留用。
经过一番精心的人事调整，向太后以为万无一失了，便放心地把政权移交给宋徽宗，她听政的时间不过才七个月。太后之所以急急归政于皇帝，乃是因为宋徽宗的情况与宋哲宗有所不同，他即位时已经十八岁，若迟迟不放权，难免受到朝臣的议论。徽宗亲政后，出于对太后的尊敬，尚不敢对政策有所更张，然而五个月后，倾向于保守的向太后便去世了。对新党来说，这正是重新崛起的良机。
新党人士当然不会放弃此良机，于是曾布遂一而再地向皇帝提出，应该重新回到新法的路线。宋徽宗对政治的兴趣显然远远不及对书画艺术的兴趣，但既然父亲与哥哥都是新法的拥护者与执行者，他下意识里也是倾向于新法。于是稍稍受阻后的新法运动又一次占据上风，这一点从年号的更变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公元1101年，即宋徽宗即位后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崇宁”，推崇熙宁变法的思想相当明确。
在此背景下，被罢官的蔡京又一次被起用。
蔡京就是一个披着新党外衣的阴谋家。
他是精明的政客，有独到的政治嗅觉与深藏不露的野心，善于伪装自己，只在乎利益而不在乎原则。步入官场之时，蔡京正好赶上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皇帝要变法，宰相要变法，聪明的蔡京当然不会愚蠢到加入守旧党的行列。他的弟弟蔡卞娶了王安石女儿为妻，蔡家与王家成了亲家，蔡京更加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党中的一员大将。在神宗一朝，他官运亨通，爬到龙图阁侍制、知开封府的地位，当年包公就坐过这个位置，还被称为“包龙图”。
可世事偏偏难料。宋神宗死后，新党失势，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杀回来了。司马光一上台，便大力铲除新法，他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各地在五日之内废除“免役法”，全面恢复“差役法”。五天的时间要变更实行已久的法令，这岂非难于上青天。可是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第一个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艰巨任务的人，竟然是被当作新党的蔡京。对他来说，什么新法、旧法，保住乌纱帽的才是办法。此举给他带上小人的帽子，毫无抵抗便向旧党投降，算得上正人君子吗？可是蔡京从来就没想过当正人君子。
尽管蔡京以自己的高效响应司马光的号召，可是他还是栽了跟头。因为不久后司马光死了，掌权的旧党并不认可他的“叛变”，仍然当作新党处理，贬出中央。
此时的蔡京有理由为自己的“新党”身份而懊恼，重返权力之路似乎变得渺茫而遥不可及了。但是命运又鬼使神差地变化，几年后，亲政后的宋哲宗又一次把国家政策推倒重来。一时间，新党又夺取政权，大获全胜。
有趣的是，当年在废除“免役法”时，蔡京一马当先；如今在恢复“免役法”时，他又身先士卒。这种反反复复的态度未免有小人之嫌，但蔡京毫不在意，能讨得皇帝的欢心、新党的认可，这才是最重要的。新法对蔡京来说，只是打击异己以求高升的工具罢了，他绍述新法的坚决态度使他俨然成为新党的灵魂人物，除了章惇之外，蔡氏兄弟几乎称得上是最有权势的人了。
官场仕途的赌局，正如股市中的五浪上升一样，同样很少单边上行，非得再起再落后，才进入波澜壮阔的主升浪。眼看蔡京只差一脚就可跃上巅峰之时，第二次调整开始了。宋哲宗死后，朝政又为之一变，蔡京又一次从云端跌落，被贬去当了一个杭州洞霄宫提举的闲职。
此番调整虽深，时间却不长。宋徽宗亲政让蔡京看到了机会，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发现了皇帝致命的弱点——皇帝乃是彻头彻尾的艺术家，有了弱点，就可以充分利用，甚至操纵。
原来这个蔡京非但是政坛的投机分子，也是一个颇有天分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这岂非与皇帝志趣相投吗？可是皇帝在开封，他在杭州，如何才能把这种志趣相投变成一种资源呢？
机会总是不期而至。
徽宗皇帝不仅酷爱艺术，也喜欢收藏艺术品，即位不久后，他就在杭州搞了一个“金明局”，专门搜罗各种书画古玩，为皇帝跑腿的是太监童贯。说起这个童贯，也是个会耍花招的人，不仅长于拍皇帝的马屁，也长于察言观色，处处投皇帝所爱，自然得到徽宗的宠幸。童贯到杭州待了一两个月，蔡京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极力巴结。说起来蔡京是有两下子，他自己操笔，画屏风，画纸扇，把自己的作品源源不断地通过童贯之手转交到皇帝手上。不仅如此，他还四处搜罗艺术品，凭借自己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挖掘珍品送入宫中。对此，皇帝岂能不心花怒放呢？不仅仅是因为艺术品，在他眼里，蔡京堪称是懂艺术的同志、知音，真乃难得的人才哩。
皇帝龙颜大悦，蔡京的好日子还会远吗？
很快，蔡京东山再起了。
崇宁元年三月，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五月，升为尚书左丞；七月，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正式登堂入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