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原来是这样

诗总的来说没什么特色，与唐诗不能相比，只有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算得上是一流人物。陆游写了九千多首诗，是古代最富创作力的诗人，也是与辛弃疾类似的爱国诗人，诗歌颇得老杜之真传，尤长于七言诗，“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时代感特别强。陆游要比“灭人欲”的理学家们可爱，因为他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虽然被老娘给拆散了，但对第一个妻子唐婉的感情却终生未灭。直到晚年时，他还写了好几首诗来怀念这位一生的挚爱，其中一首是：“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上，犹吊遗踪一泫然。”笔者曾前往沈园凭吊，尽管今日之沈园不复当日模样，可是在“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词句中，恍惚看到陆游与唐婉沈园邂逅的场景，亦不禁“犹吊遗踪一泫然”。
其五，走出贵族化的文艺。
在宋代之前，中国文化艺术的贵族化色彩浓厚。比如在绘画领域，宋之前的名画作，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昉的《簪花仕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多是贵族式的绘画，而宋代在绘画领域上则大大突破，内容倾向于山水、花鸟，更为平易近人，而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更是一幅世俗生活的写真。艺术更贴近于生活，视野更加平民化，如王居正的《纺车图》、李嵩的《货郎图》、朱锐的《盘车图》等，都取材于民间市井生活。
文学同样如此。除了诗词之外，宋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散文。自唐代韩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后，宋代散文取得惊人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出自宋代，其中苏氏一家独占三席，分别是苏洵、苏轼与苏辙，再加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一扫前朝华而不实的文风，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我们必须说，卖弄文字的骈体文自然有其审美的价值，作为艺术看待自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倘若成为一种风尚甚至行文的标准，不免沦为空洞的语藻堆砌。回归先秦散文之路，非但是形式上的复古，更重要的是回到“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章的生命力，在于文字背后的思想光芒，而不是文字本身。
宋代的文学革命，是从“高大上”走向平民化、通俗化。宋词较唐诗，形式更为灵活自由，约束更少，特别在大师辛弃疾手中，一物一景，可信手拈来入诗，读来平易近人。散文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读先秦诸子散文，虽然不一定能全看懂，但大致内容是看得明白的，反观后来魏晋南北朝的时文（骈文），读之如坠云雾之中，不知所云。文学通俗化的革命，产生了新的、更通俗化的体裁，话本小说出现了，为文学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同时戏曲文学也在民间发展起来，为后来的元曲、明清小说的兴起开了先河。
其六，文化中的创新精神。
前面说到的政治的文明化、儒学的革命、文学的革命、绘画的平民化倾向，都充满创新的精神。不止于此，宋代在史学、音乐、金石、考古等文化领域，同样实现许多历史性的突破。
以史学为例，《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全书总计294卷，以编年史体例写成的跨度达1300年之长的中国通史。直到今天来看，它仍然是古代最好的一部史书。在这本书问世后，又一种新的写史法问世，便是所谓的“纪事本末”体。由于《资治通鉴》是编年史，重大历史事件总被时间割裂成几个部分，故而南宋袁枢又别出心裁撰写《通鉴纪事本末》，把重大事件单独列出再编年叙述，此亦是一大创新。
宋代还出现大量宋人写宋史的著作，重要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保留了大量的宋朝史料，也彰显宋代著书事业的繁荣发达。郑樵的《通志》是中国史学之珍品，其精华部分在于“二十略”，把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分门别类加予论述，开拓出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甚大。毫不夸张地说，宋代的史学著作，比以往各朝各代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宋代学术还有一大成就便是金石学，也就是研究古代器物，并由此发展出考古学。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撰有《金石录》三十卷。宋代金石学的研究，对后世考据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正是文化中创新精神的存在，刺激着宋代在科技、经济、军事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开创出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繁荣时代。
五二 拨开迷雾见繁华：宋代的经济奇迹
我们总是一种印象：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比较孱弱的朝代。这个看法固然没错，除了前两任皇帝宋太祖、宋太宗之外，其他皇帝统治时期，对外战争都乏善可言，能保住现有的地盘尚须用金钱贿赂，谈何对外扩张？可是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对于一个存活三百年之久的王朝，战争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就如同我们所处的时代一样，社会生活与文化经济，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仍是活动的重心所在。
现代历史学者已经抛开狭隘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不再以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兴衰为标准，而是以更贴近社会生活的角度分析一个时代的得失。当我们用新的视界回望宋朝，抛开皇帝的懦弱、朝廷无休止的争吵、政坛上的尔虞我诈与钩心斗角，看到的是大宋帝国生机勃勃的一面。
黄仁宇教授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这样写：“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从大宋开国始，物质文明的进步如影随行。为什么会这样呢？政治清明显然是一个前提，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恶政、暴政之中，人的创造力会被无限制地激发出来。大宋三百年的历史，大约有两百年是比较安定的，外患局限于边疆，内乱有，但时间都不长，地域也不广。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下，人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本能便迸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拾。
今天我们都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古代无此提法，但这个论断仍是适用的。
宋代的科技，可以说处于中国古代的巅峰时代。
中国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火药与活字印刷术都出现在宋代，指南针技术在宋代也得到大大改进。这三种大发明，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火药开启热兵器时代、指南针在航海的运用，为大航海奠定基础；印刷术的发展，使得书籍得以普及，人类伟大思想得以传播并发扬光大。对此，英国汉学家麦都思这样评价：“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宋代的科技发展是全方位的，并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其中最伟大的一人便是沈括，他在天文、地理、物理、数学等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其作品《梦溪笔谈》一书包罗万象，成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他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李诫则是伟大的建筑学家，他所著的《营造法式》一书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建筑学巨著，受到现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的鼎力推崇。此外，宋代在机械、纺织、造船、冶金、采矿、数学、天文、医学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这些科学发现、发明，极大刺激经济的发展。
我们来看看李约瑟先生是怎么评论宋代的科技：“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颠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我们有理由为先人的成就而由衷赞叹。
西方学者在论及宋代经济时，总用“商业革命”一词。
譬如费正清与赖肖尔所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写道：“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也写道：“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宋代能产生一场划时代的“商业革命”呢？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根源在于经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的前提，正是技术的发展。
首先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宋代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行精耕细作与扩大复种制。由于引进水稻的早熟品种，过去只能一年一熟的地方可以实现一年两熟，这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同时，土地耕种面积也大大增加，梯田、圩田、淤田、架田陆续出现，充分利用山地、洼地、沼泽地等，开辟新的耕地。此外，宋朝修建的水利工程，也扩大了水田的灌溉面积。史学家王曾瑜先生称之为宋代的“绿色革命”，并认为“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亩产量。”据估算，从11世纪到12世纪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宋朝的水稻产量增长了一倍。
粮食增长带来了人口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