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曜馆事件

实际上，对童话的解读中并没有推导出什么意外的真相，若以“真相”的标准来衡量小说的前半部分，那么它多少有些失败，多数只是原地踏步而已。可是若以“推理”的标准来审视它，那么，俯仰可见的逻辑推演段落无疑能满足最苛刻的读者。换言之，时晨虽然参考了《螺丝人》这类新潮的作品，其趣味仍是奎因式的，仍以意外的推理为目标。
  解释时晨必须在《黑曜馆事件》中加入童话推理的理由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顺便猜测一下奎因在《希腊棺材之谜》里加入大量伪证据和伪解答的初衷。同时，我会给出自己对所谓“后期奎因问题”的一种理解。
  “后期奎因问题”以最简单通俗的方式来归纳，是一种针对伪证据和解答真伪性的焦虑。这个观点最早由法月纶太郎在《初期奎因论》（初期クイーン論）中提出。他引出这个难题的方式非常耐人寻味，是基于对数学基础性问题的类比，特别与“希尔伯特计划”和“哥德尔不完全定理”的类比。“后期奎因问题”这个说法则是由笠井洁给出的。之后小森健太朗、冰川透、诸冈卓真等人都对此发表过自己的看法。饭城勇三认为，“后期奎因问题”的诞生是因为奎因在推理小说里引入了一种新想法，即“犯人意识到了名侦探的存在而制定了犯罪计划”，原本是“非对人游戏”（非対人ゲーム）的推理小说性质发生了改变，成为了一种“对人游戏”（対人ゲーム）。
  而在我看来，“后期奎因问题”的根源，却是作者的一种贪欲：最大限度地追求意外推理。这里的“最大限度”不仅包括最大限度的意外性，也包括最大限度的数量——意外推理的数量。
  奎因的逻辑因为加入了对可能性的穷举，较此前的推理小说要更为严谨。若设现场状况为p，而造成状况的原因为q，以往作品的逻辑或许可表述成p→q（p所以q），而奎因所希望达到的境界则是p→←q（p当且仅当q），换言之，奎因试图通过穷举保证逻辑推演具有唯一性。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况，对案件的推演不可能如逻辑学那般严密。但是，至少在作品内部，身为作者的奎因总是试图保证身为侦探做出的推理是唯一且有效的。
  可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新的问题。
  假使作品中每一条推理都是有效的，而所有的证据都是真的（也就是p为真，且p→←q有效），那么结论也就一定是真实的。因而，假使没有伪证据的存在，每一起事件都能直接推出真相，没有安插多重解答的余地。这样一来，也就不能在一部作品中放入尽可能多的意外推理了。
  因此，伪证据的存在是必要的。对于p→←q而言，若p为假，q也为假，整个命题却是真的。③前提的错误并不妨碍推理的有效性。因此，设置伪证据并据此做出伪解答，反倒是一种扩充推理数量的妙策。
  《黑曜馆事件》中，凶手虽然精心布置了现场，但这并不以误导侦探做出错误推理为目的，似乎并不包含“后期奎因问题”的因素。可是，童话推理部分的解读具有恣意性，可以得出许多种可以成立的结论，而基于种种解读，侦探又对现实中的事件进行了种种推理。这样的处理方式，也可以视作扩充推理数量的妙计，不妨看成“后期奎因问题”的一种变体。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时晨为追求奎因式的意外推理而付出的努力。
  整体来说，这是一部具有强烈前期奎因风格的作品，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却没有在解答篇之前插入一份给读者的挑战书。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九部“国名”系列里的异类——唯一没有“挑战读者”环节的《暹罗连体人之谜》。《暹罗》的故事也发生在封闭的环境里，很大一部分篇幅围绕“死亡留言”展开（相当于《黑曜馆事件》中的童话推理），并且，这一部分在最终的解答里也没有派上用场。
  时晨的这部作品，加入了富于幻想因素的童话，又继承了奎因的逻辑传统，并且将两者都发挥到了相当的水准。这两种因素的对立，恰恰就像是一对双子。然而，本应连接着他们的胸骨却太过疏松，小说最终断裂成了两部分：围绕童话进行解读的前半和围绕新事件展开推理的后半。而这并非时晨的能力不足所致，到底是因为两者太难协调，先天就无法相容。可是通过这样的写法，时晨在作品中为读者奉上了尽可能多的意外推理，让喜好奎因的我辈感到了久违的满足。这或许也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收获吧，仍值得未来的作者们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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