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

从成都撤退的蒲择之率军经简州东撤，云顶山城陷入孤立无援之中。城中食尽，守将姚世安投降。这是云顶山城建立十五年来的首次失陷，余玠当年苦心经营的川西最重要的堡垒，最终由政敌姚世安拱手献给了蒙古人。
    云顶山沦陷后，由于失去屏障，西川彭州、汉州、怀安军、绵州等地相继失陷，威州、茂州诸蕃亦归附蒙古。宋成都府治不得不南迁嘉定。
    自此，南宋势力退出西川，蒙古军进一步巩固了在川西平原的统治，为蒙哥大举图蜀奠定了基础。
    宝祐六年（1258年）七月，蒙哥大汗亲自率四万主力，由六盘山出发，经宝鸡入大散关。同时，命留驻成都的纽璘率军奔袭南宋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以牵制四川境内宋军，阻止长江下游之兵援蜀。自此，蒙军展开了对四川的大规模攻势，宋军则节节败降。蒙哥取金牛道入蜀。
    十月，入利州，渡嘉陵江，进驻剑门，攻陷苦竹隘，宋将杨立战死。
    十一月，蒙古军攻破长宁山城。阆州大获城守将杨大渊举城投降，并领所部兵从征。蓬州运山城宋将张悦投降。青居城裨将刘渊杀都统段元鉴出降。位于渠江南岸的大良城守将蒲元圭也挈城投降。一时间，沿线诸郡破竹而下。
    宝祐六年（1258年）底，蒙哥与另一路蒙军相会于合州钓鱼城下。
    这是蒙哥登上汗位后第一次亲征，兵锋直指钓鱼城，自然因为其军事价值重大。时人有云：“夫钓鱼山，西邻嘉定，可以召兵；北近阆、剑，可以乞援；南通滇、黔，可以取货财；东达荆、湘，可以运谷粟。有高山峻岭可以据要害，有广土众民可以屯重兵。民风号为纯古，盗贼未尝侵犯，诚金城汤池，天府之国也。城钓鱼山以为固守计，则异时可以省军费，而藩篱之势成为无穷之利，守备之宜莫大于是。既有守备矣，然后可以议攻战之利，当分责于诸路军人。如嘉定之师，则当责以收复汉、邛；泸州之军，则当责以戡定资、简、成都；夔、万之军，则当责以收复渠、达、重庆；合州之军，则当责以规复利州、潼川。剑、阆诸路乘隙蹈瑕，声东击西，克服全蜀。蜀定而后江南可保，荆湘可守，而中原亦可以相继恢复，此琏、璞对踞画地之时，早有以计及之也。吾观余玠经理西蜀图，乃知当日形势在钓鱼山。制置使持节于此，积粟敛兵以镇之，如镇子于局心，真所谓‘欲运四旁，莫如中央者也’。将来王师大举，收复成都、潼川，因利乘便直捣兴元，进规陕、甘，是扼其吭，抚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足见钓鱼山既可以作为抵抗蒙古军东下的基地，又可作为将来宋军收复失地的大本营。
    当时钓鱼城亦被四川民众认为是难以攻破的堡垒，城中聚集了大量逃避兵乱的边地之民，聚居多达十数万人。兴戎司主帅王坚同时兼任合州知州，为钓鱼城的最高军政指挥官。自余玠暴毙而死后，王坚预料到四川形势必将进一步恶化，为了巩固城防，立即着手大规模修缮加固钓鱼城城防工事，征用所属五县民丁多达十七万人，并训练军队，组织民兵，储薪屯粮，日夜不懈，进行战备工作。在王坚的领导下，钓鱼城的防卫力量大大得到加强——钓鱼山山脚的南北两面各筑有一条延伸至江中的城墙，名为“一字城”，用以拦截敌军，当地人称为“横城墙”；又在江边修建了南北水军码头，布设战船，往来警戒，上可控三江，下可屏蔽重庆。一字城墙和水军码头组成了双重防线，有力地保证了钓鱼城的外围；为了保障后勤，王坚还派人在城内挖天池、凿水井，可谓兵精粮足，水源充足。事实证明，正是由于王坚的深谋远虑，才直接导致了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
    而蒙古一方，因大汗御驾亲征，也对钓鱼城势在必得。蒙哥本人曾经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自负骁勇善战，威名远播，自入四川以来，也是节节胜利，因此极为狂妄，大有已经视南宋江山为己物之意，一到合州，便派投降的宋人晋国宝前去招降。结果，晋国宝一进钓鱼城，就被合州知州王坚下令逮捕，押到阅武场斩首示众。
    蒙哥吃了个闭门羹，面子上极为难堪，恼羞成怒下，决定强攻钓鱼城。蒙军将领术速忽里认为：“钓鱼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值得花费时间，不如绕过它直下江南。一旦我们夺取临安、灭亡南宋，钓鱼城不攻自破。”然而，恃强好胜的蒙哥断然拒绝了术速忽里的建议，发誓要用武力征服钓鱼城。如此一来，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此时的蒙哥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不仅葬送了蒙古无数精兵强将，甚至他本人的生命，更由此改变了蒙古与南宋的战争格局，甚至减缓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寒风凛冽，蒙哥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攻城行动。正式进攻前，他做了周密部署：分兵进攻钓鱼城周围的城池要塞，如派宋降将杨大渊攻合州旧城、庶弟末哥攻渠江流域的礼义山城、曳剌秃鲁雄攻平梁山城，以切断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又派留驻成都的大将纽璘进攻忠州、涪州二县，并在蔺市造起一座浮桥，以阻绝长江下游宋军的增援。又在铜罗峡据险为垒，以阻遏重庆宋军北进增援。这样一来，钓鱼城孤悬一隅，完全成为了一座孤城。在蒙哥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兵强马壮的蒙军再对钓鱼城发动攻势，不过是瓮中捉鳖而已。
    二月，蒙哥亲自率军从钓鱼城东北渡过渠江鸡爪滩，驻营于钓鱼城东五里的石子山一带。为了彻底孤立钓鱼城，不让城内宋军出城半步，他首先派人扫清了江上宋军船只，又命大将史天泽屯军在城南，专门封锁嘉陵江江面，阻滞宋军援兵；派另一大将汪德臣屯军城西南角，负责夺取城外山寨。清掉外围后，蒙古军的强攻终于开始了。二月初三，蒙哥亲自督军进攻。二月初七，蒙古军猛攻“一字城”。二月初九，蒙古军猛攻镇西门。紧接着，连续进攻新东门、奇胜门、镇西门，均遭失败。
    王坚率领军民凭借天险地利据守，多次击退了蒙古军的进攻。
    激烈的进攻从二月一直到三月。然而，经营多年的钓鱼城防卫工事发挥了最大作用。尽管蒙古军擅长攻城，攻城器具也十分精良，“专恃炮为长技，以数百人拽一炮，中楼橹立碎”，但在地势险峻的钓鱼城下，完全不能发挥作用，蒙古军始终徘徊在城下，无法前进半步。而远在临安的宋理宗也从奢侈荒淫的生活中惊醒过来，对钓鱼城的战局十分关注，采取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任命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领兵入蜀，专解钓鱼城之围。
    从四月初三开始，四川暴雨连绵，电闪雷鸣中，大雨一连下了二十天，蒙古军攻势由此受阻。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天气初晴，蒙古军立即集中精锐，偷袭城南的护国门，但未能得手。四月二十四日深夜，蒙古前锋总帅汪德臣亲自率领精兵猛将，绕道西北，偷攻外城，攻破城北出奇门至嘉陵江一侧的“一字城”，一度登上城头，与守城宋军展开激烈搏斗，杀伤多名宋军。王坚闻讯立即派副帅张珏率勇士力战反击，终于打退蒙古军，重新夺回了“一字城”。
    五月，四川进入夏季，酷热无比。蒙军士兵耐寒不耐热，军中瘟疫蔓延，士气十分低落。王坚则趁机在半夜率兵出城，偷袭蒙古军营地。
    当时钓鱼城被重兵围困，蒙古军自始至终不知宋军究竟从何而来。
    原来当年蒙古奸细藏身在钓鱼城护国寺中时，曾挖了一条通道，连通护国寺储粮洞和天泉洞，作为隐蔽之所。宋军副帅张珏由此得到启发，派人在飞檐洞里挖了一条秘密孔道，俗称“一线天”，直通到护国门东面城墙下，宋军可由洞口可悬索垂吊出城。这一看起来不起眼的军事工程，到临战对敌时发挥了重大作用。蒙古军惊扰不安，日夜警惕，由于水土不服，又得不到好好休息，战斗力大为削弱。不少蒙古军将领劝蒙哥就此收兵，绕过钓鱼城，直奔临安。将领术速忽里认为：屯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困扰之，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灭掉南宋。但蒙哥一生还从来没有碰到过钓鱼城这样难啃的骨头，他的愤怒和傲气被钓鱼城的顽强最大地激发出来，完全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无视气候、地理的不利条件，发誓要不惜任何代价，夺取钓鱼城。
    这时候，宋军援兵正由水路增援钓鱼城，吕文德率战船万艘，沿长江溯江而上，于五月下旬与担任阻截宋援兵任务的蒙古大将纽璘在涪州相遇。吕文德采纳将领曹世雄、刘整的计谋，攻断了纽璘架设的浮桥，乘胜追击，猛攻蒙古军部署在铜锣峡的水上防线，一度取得了优势。
    六月初，吕文德最终冲破蒙古军封锁，进入重庆，随即率舰千余艘沿嘉陵江北上，救援钓鱼城。到达三槽山西，与前来阻截的蒙古军遭遇。
    蒙古大将史天泽分军为两翼，跨江侧射，并亲率舟师顺流纵击，夺取宋军战船百余艘，击退吕文德援军，并乘势追至重庆。
    尽管增援钓鱼城的宋军为蒙古军所阻，始终未能进抵钓鱼城下，但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