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

左宗棠在得到洪天贵福还活着的消息时，毫不犹豫地向中央政府递交了报告。递交报告的第二天，他才想到，应该通知曾国藩。但他没有立即行动，而是等了几天，才写信给曾国藩。
  这样一来，曾国藩先接到了申饬他的圣旨，然后才接到了左宗棠的来信。按曾国藩的想法，左宗棠应该先通知他，和他商量是否向中央政府报告。他应该能想到，左宗棠做事向来我行我素，尤其是内心始终没把他曾国藩放在眼里，做出这样的事，合情合理。
  这一气愤是很难平复的，他认为左宗棠这是落井下石，有意让曾家兄弟出丑，这是典型的“以怨报德”。
  中央政府的申饬和左宗棠的忘恩负义，让曾国藩忍无可忍。他决定这次不再让步，在他内心深处那个“恶”看来，老子我对你们满洲人有再造之恩。如果不是我曾国藩，很难预测，你们这群满洲肥佬是否还能在北京城里张牙舞爪？连狗都知道报恩，你们满人怎么就这么无耻地忘恩负义？！我曾国藩虽然受儒家“温良恭俭让”传统熏陶多年，但绝不是软柿子，随你们怎么捏。
  倔强的脾气一上来，情绪占据上风。他向中央政府递了长长的一封奏折，愤怒的利剑透出奏折，直插云霄。
  他说，“洪天贵福逃掉，你们让我彻查办事不力的官员，我的回答是：碍难查参。当时贼都从缺口冲出，我军全在巷战，哪里还有多余的官员守缺口？”
  笔锋一转，直指左宗棠：“天下人皆知，左宗棠攻陷杭州时，杭州城里十万太平军全部逃脱，无影无踪。据我所知，你们对此从无意见。我们能活捉李秀成，还不是因为他被村民出卖？如果没有出卖他的村民，李秀成现在也如那十万太平军一样，逃之夭夭了。”
  这是绵里藏针，意思是，我们纵然捉不住李秀成，你们又能把将士们怎样？
  接着，他开始谈金陵财宝。这个问题，很好谈。他说：“我进金陵城后，由于战斗惨烈，贼首洪秀全的伪皇宫都成废墟，何况其他地方？我只发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未发现什么珍宝。这也是我比较纳闷的地方，洪秀全居然没有藏下财宝！”
  慈禧和奕訢把这道奏折看了好多遍，最后一致确信，他们惹到曾国藩了。惹到曾国藩将会出现大问题：曾国藩真要造反，还去哪里找第二个曾国藩来镇压他？
  奕訢小聪明是无限的，他把曾国藩的奏折抄了一段，给了左宗棠，这是乾坤大挪移。左宗棠果然炸了，和曾国藩彻底翻脸。他痛斥曾国藩胡说八道，杭州城有十万太平军逃出，你数过？况且，当时我已向朝廷奏报过，确有太平军逃出，我在现场都没有数出来，你未卜先知？
  曾国藩也恼火，指责左宗棠，你是个告密分子，小人所为。
  二人你来我往，唇枪舌战，慈禧和奕訢看了回热闹，觉得曾国藩造反的可能性不大，否则没必要和左宗棠浪费唾沫。于是再发出圣旨：金陵财宝的事就算了，你之前用的军费也算了，从现在开始计算。至于洪天贵福逃跑一事，不怨你，余孽迟早要死，只是时间问题。
  自此，曾国藩和左宗棠彻底闹翻，再无交往。其实，这不能孤立地怪曾国藩或左宗棠，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虽侥幸在一起，但迟早会分手。
  如果说，曾国藩前面收到的圣旨是大棒，那么后面这道圣旨则是胡萝卜。
  曾国藩先被打得气冲斗牛，现在又好像甜得如痴如醉，在日记中，他无限虔敬、肉麻地写道：朝廷真是体恤大臣，幸甚幸甚。
  这件事足以让当领导的得到一个重要信息：想让部下死心塌地为你做事，就让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第十章 步入失败的怪圈
  新的战斗
  收复金陵后，曾国藩常和人说的一段话就是：“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退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这就叫“功成身退”，它只有在古代中国君主独裁制度下才有市场，而且市场极大。凡不能将权位二字退让少许的人，都会不得好死。
  “功成身退”对于当事人而言最无奈，对当事人的上司而言则最卑鄙。别人辛辛苦苦为你打下天地，天地一稳，你就卸磨杀驴，卑劣程度可以让人对人性彻底失去信心。
  曾国藩一生修为的精华，在今人看来，只是把“功成身退”知行合一而已：知道功成身退是天之道，活命之本，马上就去做，而且尽心尽力，不留半点余地。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裁撤湘军，当时湘军和湘军的衍生淮军共计三十万人，但左宗棠的五万人已游离出去，他无法管理；分布在四川、广西、贵州的湘军，早就脱离了他的指挥，他也不必管。至于李鸿章的淮军，本来就是湘军的替补，不可能裁撤。他只能对自己直接指挥的十二万湘军，尤其是曾国荃指挥的五万人下手。
  下手非常狠，在收复金陵一个月后，他就把曾国荃的五万人裁撤三分之二，由他指挥的则裁撤掉三分之二。曾国荃急吼吼地来找老哥，按这位军之骄子的看法，裁撤军队没有问题，但应循序渐进，不然会冷了兄弟们的心。
  曾国藩平静地对老弟说：“这种事就要快，慢了就毫无效果。岂止是要裁兵，我还要拿了你的官职。”
  曾国荃失声道：“老哥你疯了，北京那群鸟人正千方百计地想对付咱们，你竟然还自毁长城？！”
  曾国藩不愠不火地说道：“既然咱没有不轨之心，那就应该让朝廷放心。裁撤湘军恐怕未必能让他们彻底放心。为什么呢？咱俩在南中国声望极高，这年头，有声望就是资本，再加上有官职在身，临时招兵都来得及。可如果咱俩有一人离职，那朝廷就会很高兴。我想了想，你离职比较现实，我是两江总督，朝廷暂时还离不开我。你先回家歇息去，等朝廷不再猜忌咱们，你再出来。这叫以退为进，既可以让朝廷消除对咱们的猜忌，也可以保全咱两兄弟。现在外面还有人散播谣言，说咱们功高盖主，迷恋权位，你只要一离开，谣言就不攻自破。”
  曾国荃被老哥忽悠得晕头转向，一口应承下来。曾国藩连夜写了两道奏折，第一道在报告了金陵的重建工作后，在最后轻描淡写地说，曾国荃劳累过度，病重需要休息。
  第二道奏折在两天后发出，主要是写曾国荃病重的：心神摇动，头晕目眩，站都站不稳，必须静养数月，希望朝廷恩准让他回家养病。
  慈禧和奕訢商量了半天，觉得曾国荃病得很好，他们对曾国荃这时候生病很满意，同意让曾国荃离职休养，顺带表彰了曾国藩很识大体。
  曾国藩被夸得热血沸腾，又把财权让了出去。两江总督管辖的区域很广，曾国藩说，我只管理两江（江苏、浙江）的赋税就可以。其实，浙江是左宗棠的地盘，他所能管理的只有江苏赋税。
  慈禧太高兴了，下旨说，曾国藩是有史以来最识大体的功勋大臣。
  曾国藩乐呵呵地写奏折说，这算什么，我已决定修复旗营。
  所谓旗营，就是清王朝八旗兵驻扎在各地的营盘，太平军造反以来，旗营制度灰飞烟灭。曾国藩现在江苏各地恢复，热烈欢迎中央政府派来的八旗兵。八旗兵趾高气扬，对他们的再生父母——湘军——不理不睬，湘军将士愤愤不平。曾国藩传令各湘军单位：谁要是和八旗兵闹矛盾，我就裁了谁。
  当兵的，尤其是当了多年兵的最怕解甲归田，因为他们只能打仗，不会别的。所以，他们就在忍气吞声中和八旗兵们其乐融融。
  当然，曾国藩不是只会做讨好中央政府的面子工程，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明白“平定”的意义：剿平敌人不算胜利，只有“安定”了，才是完美的胜利。
  安定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恢复乡试的贡院，太平天国在金陵多年，知识分子早忘了乡试是怎么回事，如今曾国藩重新给了他们一条通往光明道路的天梯，知识分子们对曾国藩是感激涕零。
  第二件事是修浚秦淮河，秦淮河两岸是商业集中地，盖世繁华的象征，曾国藩下大力气恢复这个商业中心，让金陵经济重新焕发生机。
  第三件事就是文化事业的重建，恢复被太平军取缔的各种书院，出版儒学大师们的文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情怀，他们都觉得对文化的传承有所亏欠，只要有机会有能力，必会做文化方面的建设。
  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曾国藩完美无缺，在私生活上，更是亮点突出。曾国藩向来提倡节俭，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只认可在私生活上提倡节俭，节俭也只有在个人生活中才是美德。纵然已做了两江总督，无仗可打，没有任何大的支出，曾国藩也要求家人保持农家本色，他让全家的女人不能忘了织补，他的鞋子也是儿媳、女儿做的。有人曾不怀好意地问曾国藩：“节俭也是做给中央政府看的？”
  曾国藩白了对方一眼：“是做给自己的内心看的。”
  就在他在金陵干着自己喜欢的事业时，1865年5月末，接连而来的三道圣旨打破了他的平静，让他重新开启了下个战场的大门。
  三道圣旨的核心内容一致：僧格林沁被捻军搞死了，曾国藩迅速带兵镇压捻军。
  僧格林沁是大清王朝的一张王牌，沙场老手，战功一流，曾多次击溃太平军分支部队，想不到却死在捻军手里，让人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