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岁月

厦大的校、系领导开始对爸爸是好的，他们看见省里的头头都是他的朋友，也会向学生介绍，说父亲是鲁迅先生的学生。还关切地将爸爸安排在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教“现代文学”，先备课半年。校务委员会开扩大会，也经常邀请爸爸参加。
可是，国内的形势开始变化了，一九六三年春天，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方针。中央开始了新的战略措施，要求全国全党全军“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学校的蔡师圣首先规定学校的墙报《鼓浪》，不许刊登爸爸的短诗……这是一个信号。不用人推，在中途，爸爸自觉地下车了。他不敢说话，他已经闻到了什么。
于是在厦门，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爸爸一点一点走进了自己的阴影，那影子在延伸，把爸爸的生活笼罩起来。他完全明白了，像他这样的人，不该有所期望，甚至希望做一个普通人的愿望，对于他都成了一份奢望。他渴望得太多了。他只有被人监视、被人打小报告，这才是他的命运。爸爸在讲授“现代文学史”时，涉及到了胡风在三十年代的作品。我不知道爸爸是怎么说的，他一定会是很谨慎的。但是，还是不行。他，为什么还要去说呢？历史是可以在教室里，甚至在书本上被篡改的。爸爸，你说他在政治上成熟吧，他还是会做出这些幼稚的事情，他怎么可以去讲什么胡风的东西。是好是坏都不能讲。以往只有一个不是学生的人，拿着本子坐在最后一排，给爸爸的讲课做记录。可是这一天，讲到一九三○年上海“左联”的时候，突然在教室的四周坐满了学校和系里的领导，他们详细地记笔记，如临大敌。所有的眼睛都爬到爸爸的身上了。课后，系主任让爸爸去他的办公室，交出讲稿，它需要被审查。
一九七三年夏天，皮定均伯伯家的五个孩子参军后在西安的全家照。也是他们最后一张全家照。一九七六年皮定均伯伯与站在他身后的大儿子小牛（后中）在军事演习中飞机失事而牺牲。是在清晨，在上影厂三号门看门房的时候，妈妈从她得小半导体里听到这个消息。她忍不住哭了。因为自己的处境不好，没有给张烽阿姨发去唁电。
父亲还是不说话。好在他在厦门，在老朋友的周围，他苦恼的时候，会发现皮定均叔叔出现在他的小屋里；会看见刘培善叔叔（福州军区副政委）的小车开进了校园。那时候爸爸的朋友去福建，都会绕路去厦大看望他。王一平叔叔说，一九六三年前后，他到福州开会，也特为跑去厦门，看见爸爸的时候，觉得他那时候的情绪还可以。
一天，福州军区海军司令彭德清到厦大看望爸爸，他们一起去游南普陀。校党委派来的保卫干事就在他们不远的身后，没有任何解释，也不做自我介绍。就这么寸步不离地紧紧地跟随着，就这么明确地在那里盯梢、监听……皮司令听说这些事情以后，生气地说：“我们人民解放军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尚且要优待，何况彭柏山。我们曾经同甘共苦，在同一只锅里吃过饭，我们并肩作战，出生入死，十几年如一日，为什么不能探望他？”
爸爸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但是他做了细致的笔记，继续向学生讲解鲁迅先生的《祝福》、《秋夜》、《藤野先生》，还写了《鲁迅早期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鲁迅文学言语的特点和洗练》等论文。接着，院党委做出决定，彭柏山不适合教授“现代文学史”转而教“文艺创作”。即使这样，爸爸还是非常认真地对待教学。他在六三届毕业班二百余人中挑选出不多的几个写作基础较好的学生，除去给他们讲课外，还要求每人每周写一篇作文。爸爸对他们的作文，一字字、一句句，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风格、特点做认真地修改。经常改到深夜，每篇都写上意见、评语和建议。
一九九○年四月，我在美国芝加哥看见了爸爸当年的学生刘再复，他很感慨地跟我说：“你父亲是多好的学者和老师啊。他不仅有学问，他的课也上得好极了，就是他教会了我写作。我当时也是其中一个，被他选出来‘吃小灶’的学生。你看我从北京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这次我女儿从那里来时，我关照她，一定要把你父亲的照片给我带来。”说着，好像我不相信似的，他走到书桌边上，特地为我找出了照片。
一九九○年四月，我在美国芝加哥看见了刘再复。这是在他家的合影留念。右一为刘再复，左一是他得夫人。
左一为当时的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他路过厦门，特为去看望爸爸，很热情。右一为爸爸在厦大最好得朋友芮鹤九教授，左二是他得夫人应锦囊教授。
爸爸的学生陈慧瑛在怀念文章里写道：“彭老师的见解，现在看来，大都是切中肯綮，有创建，有说服力的。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后来喜欢独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不能不说是受他的影响。”
但是，爸爸不允许被留在中文系了，他又被转到外语系教学生写作。暑假回家时，他苦笑地跟我说：“教外语系的学生写作，就像在教小学生写句子……”他什么都不想再说了，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他面对自己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份感想。他在日记上写道：“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现当面称为‘同志’的，却在暗中将我作傀儡或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
一九八○年的夏天，我去福建拍戏，离开那里时，我绕道去了厦门大学，不仅仅是去看望爸爸在厦大唯一信任的朋友芮鹤九叔叔和他的夫人应锦襄阿姨，还想看看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芮叔叔带我去看了爸爸曾经居住的房子，那是一栋三层的长形楼。芮叔叔说，原来住在爸爸隔壁的是系里的青年教师林铁民，他在那个时候，还敢于和爸爸打交道。有时，就和爸爸默默地坐在走廊里下棋。等到爸爸要搬个东西，装个灯泡时，他也会帮助爸爸。
我忍不住往爸爸的长楼走去，那是一间二层楼上的小屋子。去的时候，屋子锁着，已经改成一间小仓库。我贴着门板的缝隙往里面张望，看不清什么东西。那只是一间十四平米大小狭长的房间。在房间的纵深有一扇不大的木窗。屋子很暗，透过门缝看去，很像是一间牢房。我挺起身，呼吸着，回头看了看狭窄的走廊。我想，这里就是妈妈在回忆文章里提到的——柏山常坐在卧室前的走廊里，和一些青年教师交谈。谈及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时，柏山的立论，深刻稳健，且有独到之见。后来，他在系里举办了几次讲座，他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很多教师为他广博的学问所倾倒，并不考虑他那骇人的“帽子”，都乐意和他接近（这也是“罪行”之一：拉拢青年教师）。现在那屋子空着。小楼已经很旧很旧了。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常常会出乎我们预料的是，它竟然也不是那么乏味。一位我并不认识的老厦大的学生郑其五，给我寄来了他描写他们那里“渔民俱乐部”的散文，这让我看见了爸爸的另一面。文章说：
“有一次我在《厦门日报》上读了篇涉及渔民俱乐部的散文，写的是曾身居上海党内要职的名作家彭柏山因‘胡风事件’受牵连，于六十年代初被贬到厦大当普通教员。有一个漆黑的雨夜，深居简出的他竟然激动异常，匆匆赶到渔民俱乐部看一部苏联影片，因为他从家信中获悉那影片是他远在上海的妻子翻译的。
“不知怎么这段散文的描写一直令我无法忘怀。我虽然并不认识那早在‘文革’中冤死的彭柏山，但他那撑着破伞，深一脚浅一脚在坑坑洼洼的雨路上急行的模样，竟老是浮现在我的眼前。也许因为我曾是渔民俱乐部的常客，也许我曾坐在彭柏山曾经坐过的座位上，于是那张冰冷的椅子就不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喃喃地说起在生活的险恶之中，有那么一对夫妻借着电影传递着人间恩爱的温馨。”
那时候，正值福建进入一级战备，炮轰金门。台湾在说要反攻大陆。也是在这小走廊上，有几个教师问爸爸，说你是有作战经验的，你倒是说说，台湾会打过来吗？爸爸说：“战争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不敢。”就是这十二个字，不知道是谁向校党委汇报了，那时候校方的党委书记未力工和系里的党总支书记沈静是在密切注意着爸爸的，现在父亲的“罪状”终于成立了。他是在“反对中央的精神，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麻痹革命群众的备战思想，破坏战备”。接着，校方写了报告直接递到中央宣传部，然后中宣部的内刊《宣传通讯》刊载了。罗瑞卿看了，立刻批示：此人不适合在前线。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旬，中央教育部直接下令：调彭柏山去郑州市河南农学院工作。调令一到，校领导立刻让他离校，一天都不能多留。同时跟他说，对他在厦大四年的工作，不做任何鉴定，走时不准通知任何学生，不许大家为他送行。
父亲（前排中）在厦大合他得学生的留影纪念。照片的背后写着：送给敬爱的彭老师：在您的辛勤教导下，我们成长起来了。您的学生。
要走了，但谁都不知道。应阿姨刚动完手术从上海回来，她在图书馆听见爸爸在跟一个非党团员的年轻教师黄景湖说：“我要走了。”应阿姨还以为爸爸要回宿舍，于是她走到爸爸那里说：“彭老，我跟你一起往回走。”
“不是回去，我要离开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