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笔者仅在此就积谷防灾一事，略述二三连带想起之感想，就正于政府当局邦人士子之前，亦不过聊作芹曝之献①[155]耳。
第一，积谷为防灾良策，各县应认真执行，切忌敷衍。古人云“养儿防老，积谷防旱”，斯真经验之言。我国科学不发达，直到如今，仍免不了是靠天吃饭。防旱之策尚多，凿井开渠，以兴水利固为要图，然凿井开渠需要相当经费，非一言即可有成，也曾有过实验，然距成功之期盼尚甚远。故丰年使民积谷，实为防灾善策。内乡因为有过去十余年认真办理绝不敷衍之积仓，才能使内乡之灾黎免死，才能有余力余粮惠及邻县。内乡能认真积仓，灾胞纵不能全数救活，最低限度亦少数饿死。一想到我们同胞大批惨遭死亡，便不由得会令人生出谁实为之、孰令致之的感想，地方当政者的肩上，恐怕很有责任问题可言了。
第二，为政者要任劳，还要任怨。从政的人，如果真要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便必须于任劳之外，还要任怨。只要我们有正确的目标、坚定的信念，便应该抱定诸葛亮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全力奔赴，纵受一时之毁谤，终于受百世之钦敬。春秋时郑国有名的政治家子产曾因作丘赋而受谤，子宽以此相告时，你看子产是怎样答复的：“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①[156]好一个以实心行实政的政治家的风度！就以内乡积仓，地方领袖于此数十余年中亦未尝没落了相当的怨言，受过相当的毁谤。这固然因在积仓之方法、手续、内容上有民众尚欠了解之处，然“民可乐成，不可与虑始”，不失为主要之因。一个真正有为的政治家必须有深谋远虑的眼光，一时毁誉是不必放在心上的。
第三，施政官吏，除万不得已，应勿轻易更动，使其宏谋策划，得以完成。政治是一件大事，但是有时间性，一个再有本领的政治家，如不假以时间，俾其对所做事业拟定计划而全力推进，或大多虎头蛇尾，或功盖一时，难期其后威。孔子相鲁，一月而治。从史上这样的例子少见，孔子毕竟是一个圣人，非一般普通政治家所可企及。政治是一个关系着众生幸福利害的事业，虽不必要做出百年计划，起码也有十年的打算。民国以来的官（制度至今仍未能令人满意），大小官吏，靡有不存“五日京兆”②[157]之心的。时间既不能长久，自然没有远大的计划，又怎能求其实现？也难怪国家地方政治事业问题多，成绩甚少。内乡积仓的成绩，事实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有人问内乡积仓成绩何故较好？我敢断然答道：“那完全好在地方领袖有长远打算这一点上。如无这悠长的十余年日积月累，这一次空前的浩劫，怕不知有多少同胞要成了饿殍饥鬼呢！”一个施政官吏，尤其有为的施政官吏，除非万不得已，勿轻易更动，自属理所当然毋庸或疑了。
以上所言，系就笔者一时想起拉杂写出，是否有当，尚请明达硕彦，有以教我。
减收田赋，恢复元气
《前锋报》社评 1943年6月12日
灾情由麦收已成过去。一般人都这样说，事实也如此；还有许多人并不因麦收而无灾。地卖空，产典尽，一无所有的穷措大，麦丰收与他又有何裨？所谓救灾善后工作，应将这些麦收后仍不免流为灾民的人的救济，也算作善后工作的一种。
其次，有田产的人，因吃神仙稞、青麦稞，负债累累，所见的麦子不足以还账，就是足敷还账，账还了，又成无食灾民。这种人也应须救济。
再其次，是田产较多负债至甚的人家，还了账，多少还有余粮，勉可自顾，不至马上就成灾民。但若是一如平时，或与他省同样征收田赋，那么田赋完纳之后，这些人也会变成穷人。河南这次遭灾，忍饥挨饿、冻馁以死的并非全是贫苦的无产者，许多有田产的中等人家都没有饭吃，完纳了田粮马上变成无粮吃的饥民。在各县，尤其是一、五、十三行政区为数之多，几占灾民之半数。就我们所知，许多所谓田地主家，在过去几次灾荒，都不知饿是什么滋味，这一次他们却首先尝到，也以他们为最苦。穷人平时在社会上就没有什么地位，惯于出力劳作，一遇灾荒，即出苦力，劳力所得当可自活，劳力卖不出，向人乞讨，亦不为丑。乞讨也好，入粥厂也好，凡是救命，不论何事，皆可去作。惟有这些小地主，他们既不能卖苦力，又不惯于乞讨，有的日以进粥厂为耻，有亲友告贷或田产可能典卖者尚可救急一时，勉度灾荒，否则，他们是最没办法的一种可怜虫。灾情初期，因受饥饿恐慌的威胁而自杀，或先杀死家人而后自杀，演出惨绝人寰、闻所未闻的悲剧的，大多是这种人。他们以乞食为羞，更以拿妻子儿女辱身或卖身挣钱救命为奇耻大辱，有的不忍看妻女被辱或被饿死之可怜相，所以忍心害理的杀死了他们，这是比较性情激烈的；性情温和懦弱的关门自闭，羞见人面而自饥死的也很多。这些人，在平时遇到灾荒，他们是不至受到饥饿威胁的，战时因供应紧，他们少有积余，他们又知道完粮是天经地义，不容以任何理由而不缴，粮缴了，他们首先成了牺牲者。如果减免田赋，这些人大多是不会饿死或自杀。
事实是这样，对这事实，政府应该如何早为之计。这不但应该，而且急不可缓。去年因为一个“缓”字，迟误了救灾，死了不少不应死的人。今年该不再走这一条瞎路，该早为民请命。按之吾国以往史事，一遇灾歉，向例减免田赋，往事甚多，引不胜引。去年因田赋减免过少，致灾情严重，今年大灾之后，元气斫丧过甚，一季丰收，绝难恢复，秋收如何，尚在不可知之中。如不减免田赋，一如外省，按实须收，我们敢说河南今年虽丰收，仍成灾年。省政府的主席委员，按新的说法，是奉命来为河南人服务、管理河南的众人之事的，按旧的说法，是派来作“民牧”的。不管管理众人之事也好，牧民也好，总之，在权力可能范围内，不使人饿死，这是起码的政治条件。如何做到这起码的条件，要先了解认识“粮政”的这个“政”字。我们认为，最简单的解释，应该是管理民食军糈的意思，如果不错，那么二者应该兼顾并筹，不应偏废。河南能负担多少，即征收多少，决不可以多报少，也不可以少报多，更不可不知多少，凭不可实据的数目字而妄报。这种种都顾及到了，调查确实了，使民食军粮，两不匮乏，这才算做到了这个“粮政”的“政”字。
豫省府应先从收拾人心作起
《前锋报》社评 1944年7月19日
昨日行政院第六六九次会议，改组河南省政府，主席、各厅厅长，全行更换。以刘茂恩、杨一峰、王抚洲、汤子珍、王公度诸氏分任主席和民、财、建、教各厅长，其余委员亦多更换。此次改组，颇为彻底，足证中枢对整理河南残局，甚为决心。我们一再说，中原这次失利①[158]，军事、政治两俱失败，不能单注意军事而忽略政治。以河南的人力物力之富，以河南民枪之多，以河南人民服从而善战，如政治有办法，将河南的人力物力加以组织，单以河南地方之力，也不致使中原成为今日这个局面。河南出人最多，出粮最多，河南人民当然吃苦也最大，而河南的大局却与所出的人力物力成反比例也最糟。人力物力虚掷且不说，而又败官常，误大局，这实在是一件痛心的事。前年大灾，死亡枕藉，今年又兵，流离失所，灾荒与战祸又不知耗去多少河南的人力物力。不要说现在大敌压境，失地未复，就让敌人退了，元气大伤，恢复也甚不易。有力时没有好好运用，力白费了，反起些负作用，负作用又正是新政治阻碍物。要布新必须先除旧，布新需要人力物力，除旧也需要人力物力。力已出得过度了，还须用以去除旧布新，还须用以去抗敌自卫。今后河南的局面与人民的生活都相当艰苦，而河南的政治负责者其责任重大艰巨，自也日益加重。
河南省政府是改组了，河南大局也将转好了。否极固可泰来，但大敝之后，力量已竭，而强敌压境，河山残破，要想恢复，要想立时见效，确甚不易。新任主席刘书霖氏，百战功高，治军有方，今后以治军精神来治民，以作战精神来从政，振衰起敝，必有一番改革，必有一番建树，那是不用说了。而河南政治千疮百孔，从何下手，也颇费考虑。一一论列，也万难言尽。于新主席行将到任之时，我们谨择其大者重者提供一点意见。这一点意见，简言之，就是收拾人心。
河南省过去打了多少战，但人心并没有失。经了前年的大灾，与今年的大战，人心向背却有点不同了。这一点，凡是不感情用事、心理正常的人都会深切感觉到。这话最难说，这事也最重要。但我们不便说，不忍说，又不敢不说。对此我们也不必详说，有心人自会看得到，听得到，感觉得到。我们以为，中央失去数十县关系已大，而中央失去了千百万的人心，所关之大，简直不可形容。老百姓的道理也很简单，到现在仍抱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①[159]的观念。要收拾、转移民心，首先要有抚民之政。而抚民之政，又首先要从减轻人民负担与澄清吏治作起。民不胜负而仍责民以负，甚或夺民食以缴官，在表面说好像对中央很负责，而实际上是为中央招了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