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正常的人心本来就是爱人之仁，而清明的人心，却往往受物欲的蒙蔽，有所蔽时，就不仁了。许多的人受苦受难，无食吃，要饿死，有的人理应救济，可是他们却为物欲所蔽，失去了人心之仁而不肯相救。要救你也可以，你须付出高的代价，否则你饿死，活该你命断禄绝。此高利贷与低价买地之所以滔滔皆是。昨天我们在社评中已说到低价买地，法律应予不承认，政府应在无违法章、兼顾事实为原则下定出一种办法，通令下级行政及司法部门，使遵照执行，俾不平之事得以纠正。昨天我们只说低价地，今天再说高利贷。
高利贷在平时荒春、青黄不接之时，原来就有青苗账、神仙稞、重利盘剥这些名词，也并不是今年灾荒才有，很早就有。既有这些名词，当然是有这些事实的。不过以往出息借贷，其息却没有今年之高、今年之重。今年之高利贷，可算登峰造极，从前所谓加二账，都觉得既高且重，现在简直加三加五，甚至过之。法定的利率年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现在不论时间，短短的三五个月，甚至一两月，除百分之百还本付息，另外还要再加上许多附加的额外息。比方借钱千元，到麦收还了两千，又外加麦若干斗；或者借了一斗麦，到麦收后还了两斗麦，又外加钱若干元。种种名目，种种利率，多到不可究诘。总之，不合法，不近情，必须纠正，按照政府法令、社会正义，都是不能承认的。
对于这般喝穷人血以自肥的人，纵无法律根据，律以社会正义，亦所不容，而况还有法律根据。查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法律行为系乘他人之急迫，轻率或无经验，使其为财产上之给付，或为给付之约定，依当时情形，显失公正者，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之诉请，应于行为后一年内为之撤销。”依照这一条之规定，在灾年乘人饥饿急迫之际，成立典卖契约，价值过低、显失公平时，出典人或出卖人，当然可于契约成立一年内，诉请撤销。这是不承认低价地的典卖权的法律依据。
我们再来看看对高利贷法律是怎样规定。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百分之二十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乘他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贷以金钱，或其他物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之重利者，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一千元以下罚金。”
法定的利率只有百分之二十，过此皆为高利贷，皆为法所不许。债权人无权向法院请求取得超过法定之利息，那就处以徒刑，并科罚金。这两条是对初犯者、偶尔为之的人说的；要是惯喝穷人血，老于放高利贷者，处罚就更重了。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上说：“以犯前条之罪为常业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三千元以下罚金。”
人既失去仁以为心的正常心理，而做不仁之事，跟他讲道德、说仁义是没用的，只有以政府的威权，科以法律之实罚。我们希望省政府、各县政府根据以上法律规定，速出布告，晓谕有众：一切贱典贱卖之地准照原价赎回，或另照时价加价，一切高利贷，只准付以周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不准超过此数。违则法办。要不如此，那么麦虽丰收，那些负债者还债之后，马上又成了灾民。
耕牛问题
《前锋报》社评 1943年6月2日
我国以农业之国，农业用的还是旧方法，一半是人力，一半是畜力，我们尚无使用机器耕种的能力，我们也没有机器使用。人力在农村可贵，畜力更可贵。在农人，看牛的命，比人的命更值钱。农村的牛骡与大车，全为耕作用的，并不是交通工具，这不但表示落伍亦甚不经济。载重少而需时久，已经不经济了，而每一辆车，两个牛，两个人，消耗大且不说，误了耕作，减少生产，其损失更无法统计。以耕牛运输，也就是所谓支差①[154]，这对农村是一大问题，急须有个彻底妥善之解决办法。这问题并不限于河南一省，不过河南今年特别感觉困难，感觉需要。
大旱灾不但饿死了许多的人，亦且吃了很多的牛。大旱之后，农村里人力固极感缺乏，畜力缺乏更甚。省府看到人力缺乏，令各中学放麦假以助割，这是值得拥护的贤明办法。但我们以为，畜力问题，较人力更为严重，亦急待解决。收获麦，播秋种，需要人力，更需要畜力，人力不济，已下令助之，畜力不济，亦应下令助之。麦子一熟，就须速割速打，迟则减收。麦一收了，又急须种秋，迟则天寒而不成熟。农时不可违，更不可误。无人力则违误农时，无畜力其影响更大。这是不须多说人人而知的事。
怎样解决畜力缺乏问题呢？治本的办法是由各县农业推广所用优生学的办法繁殖耕牛，至少也应贷几头优良耕牛，与民牛交配，以改良牛种，大量繁殖。治标救急的办法，即是减收不必要的差车。各县的情况，大致相同，为应军事需要，每县都有代办所之设，预先派定若干辆车，集中起来等候派遣，每天总保持一个相当数目，有时有差，有时无差，集中多日，一差未派，空来空回的也有。有时确需要车运，有时满可以不要车，甚至根本就不是为了军用或公用，假公济私，随便派车，随便不放，放则又需出钱。为了公用，大多不甚爱惜，瘦牛、瘦人、破车、过重载，行驶在坎坷泥泞的道路上，车坏牛倒是常事。人力畜力之损耗莫此为甚。大家好像以为没死我的牛，没坏我的车，死则死之，坏则坏之，干我何事？农民最感苦痛的亦莫甚于此。
对这一点，急须在不误军用公用而又节省人力畜力的原则下，有一合理的调整办法。在这一办法未商定之前，为了救急，我们主张，收麦种秋，顶多不过十五天，在这十五天内，除非万不得已，军用公用，一概暂停。各县代办所所集之车，一律收回，使速收麦种秋。军政长官相约为十五天的停运，非经呈准主管，任何人不准径向人民要车。这叫停官差以节省畜力。其次是驻军及地方团队的骡马，在收麦种秋期间，应尽量借给驻在地附近的农民使用，助耕应不限于人力，还应以畜力助耕。民国十八年（1929年）宛属大旱，驻军国民军第五师以其所有的三套骡车二百辆往返于漯河南阳间，为灾民运粮，收效最大，全活甚多，那一年未饿死的人到现在还称颂不已。发动驻军，以闲余之人力畜力助耕，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了畜力缺乏问题，但合节省民间原有的畜力与驻军协助的畜力，用之助耕，收效必不在小。麦熟矣，需要迫切，我们希望我们的意见能被采用，立即实施！
大灾后续报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前锋报》社评 1943年6月4日
熏风吹拂，热田蒸晒，大地上千千万万人渴望着的麦子，正由碧绿而微黄而金黄耀目了，骨肉分散东西漂泊四方的河南同胞，荒村野店颠沛流离的我们河南黎民，终于最近先先后后由鄂北、由陕西省与本省灾情较轻的县份，陆续奔回他们的险些儿不能再见的故里，预备收地上的麦儿，种下秋禾的种子。去岁今年我们的灾荒真太严重了，较之光绪三年（1877年）、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两次灾荒，都要严重万分。以前的两次灾荒地域尚小，而这次灾荒的地域甚大，我豫全境几无县不灾，无灾不重。那两次的灾荒尚在平常之时，而这一次，是在同暴敌日寇六年血拼、战斗相当筋疲力尽之日。赤地千里，普遍歉收，即已酿成空前之灾况，而政府在寇敌压境、“抗日第一”的事实中又心余力绌，未能全力来救济，更增加了灾情的严重性。“人相食，死相望”等古书中关于灾荒的记述与描写，那不是夸大的记述。
在今天，你如能信步郊外，但见妇幼老少挥动着镰刀，掀动着锄头，脸上虽间或掉下辛苦的汗水，而心中却不时荡漾着愉快的欢笑。真的，感谢上天冬春的雨雪适时，为我们送来了丰收，今后仍然得恢复过去风调雨顺击壤而歌的安乐生活，我们焉能不眉飞色舞笑逐颜开呢？
然而，且慢！在我们中国，在我们未能充分运用科学力量的中国，灾荒犹如国际间的“战争”一般，五年十年一小灾，二十卅年一大灾，循环往复，靡有止境。在今后，我们实不应像过去一样，“好了疮疤忘了疼”，我们于痛定思痛之余，回忆刚刚过去的这一次惨痛的经验，对未来我们应好好有一个策划，以免三二十年，说不定三五年后同胞再踏入今日的覆辙，再投入灾荒的苦海。谚云“惩前可以毖后，鉴往可以知来”，又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之所以贵乎为人者，就在于能根据过去积累下的教训，作未来做事的准则、行动的目标。然我们在这一次灾荒中究竟得到些什么教训呢？笔者宛西内乡人也，就全河南比较说，我县灾情较轻，然单独说来，亦非无灾，亦非不重。内乡尚能安全渡过这灾荒的苦海，饿死者虽未能说完全没有，而事实上，却甚为少见。公路两旁之榆树，尚完整其身，未遭酷刑，而方（城）郑（州）汜（水）一带所谓榆皮面等食品，市面上亦尚少其物。这究系何故？原因故多，而得力于本县多年之“积仓”者，不失为主要因素。内乡积谷十余年来未尝稍断，数量颇巨，两月来先后数次贷放，已达三万余石，非特内乡灾黎得以全救，且省府为救灾配发本县之麦米两千大包，又能转让南阳，克尽助恤邻封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