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不少老年人诉说了他们当年的见闻，现择其要者记下，算一点轶事吧。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庞屯村17岁的农民崔广烈为糊口，伙同本村的马保成等几个人，从获嘉县的江营村担小盐到武陟县的小高镇去卖。一到镇上，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倒在路边，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该姑娘一见有人到来，便用乞求的口气时断时续地说：“只要哪位大哥给我买碗面条吃，我就跟您回家过日子！”由于他们这几个人自身难保，而且家里的老小还在饿着肚子，看了姑娘一眼，便挑着盐担直奔集市而去。等把盐卖出，回家路过此地时，这姑娘已经被活活饿死在这里。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葛庄乡东新庄村发生了一种怪现象，全村的所有农户全部用土坯把街门垒住，底下只留下一个小口。人的进出，均得像狗一样的爬进钻出，并且所有的小口还都用石板或者木板等东西挡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几位年长者说：“那几年修武连年遭灾，不是旱就是涝，后来又来了蝗虫满天飞，把庄稼全吃光了。为了活命，穷人家要长年累月出外逃荒要饭，怕别人拆了自己的房屋，把木料卖掉或者当柴烧。富人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土匪的绑票或抢劫，故而也装出了一副人离室空的可怜相。”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冬季的一个清早，小纸坊村农民赵三杰，在县城西关的马路边看到被冻死、饿死的人有30多个，大部分是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双臂搂着卖杂碎的锅台坐地而死，浑身布满了白霜，其状惨不忍睹。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年冬，京里村的19岁农民千俊峰赶马车从寺河村（今属焦作市百间房乡）卖煤回来，行至卧龙岗村时，遇到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坐在路边。这姑娘一见马车到来，便招手示意想搭一段路。千俊峰就叫她上去了。姑娘坐稳后，一边感谢俊峰，两只眼还直盯着车上的装馍口袋，看样子最少也有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千俊峰看出了这姑娘的心事，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仅有的一个火烧给了她，并和她开玩笑说：“你吃了这个菜饼，就得跟我回家，以后咱们一块过日子，你说行吗？”这姑娘一边大口大口地往下啃，一边看着俊峰说：“只要你叫我吃饭，我情愿一辈子跟你过！”车到县城西关停住，千俊峰让姑娘下车，她贵贱不肯，于是两人便吵了起来，招来了好几个人前来围观。只听姑娘说：“说好了让俺给你当媳妇，回家好好过日子，没出半晌又变卦了，那咋会中哩！”千俊峰十分难为情地说：“我……那是句玩笑话，谁知你就当真了！老天爷呀，我连自己还养活不住，哪能养得起媳妇啊！”后经众人好言解劝，最后千俊峰又为那姑娘买了一点吃的，这场风波才算了结。
民国三十二年，小纸坊村周德文一家，一连吃了43天蚂蚱，粒米未进，致使全家人面黄肌瘦，浑身无力。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黄泛区灾民的悲惨命运
周口：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①[187]
马毅堂 周鸿魁
1942年中原广大地区由于春旱，麦季歉收，6—7月又持续干旱，导致秋禾绝收。秋后周南一带广大农民十室九空。为了活命，他们成群结队离乡背井到外地逃荒，有的逃往安徽霍山、六安一带，也有逃往豫南正阳、息县一带的。到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春季，灾情日益严重，周口街头灾民夺馍者，屡见不鲜，里巷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
当时，周口北郊黄水滔天，一望无际。村庄田野尽成泽国。泛区人民在大灾之年更为艰难，流离失所，乞讨无门。壮者远走他乡，老者饿死在贾鲁河畔及黄河堤上。有的泛区灾民留恋故土，不愿远逃，一家数口挤在黄河堤上的窝棚里，身上无衣，锅里无米，饥寒交迫，冻饿致死者比比皆是。有些人死在棚中无人掩埋；有些人为了养活父母不惜卖儿鬻女；有些年轻妇女为了救活子女，忍痛卖身于安徽船民作妾；十三四岁的女孩，白天沿街乞讨，夜晚蜷缩在河堤小棚中，连饿带冻挣扎在死亡线上。
周口北寨为黄水渗透，遍地是水。除磨盘街、大小油坊街、三义街、德化街、作坊街等街道外，其余各街水深1～2尺，路断人稀，商业凋零。城市居民每天能吃两餐者寥寥无几，大部分一餐度日。市场粮价一日数涨，穷苦市民无力购粮，只好买些杂草煮食，或到郊外剥些榆树皮粉碎充饥。至1943年2—3月间，市民即有被饿死者，起初还有薄板棺材殡葬，之后饿死者日益增多，死者家属无钱购置棺材，就用芦席将尸体一卷，由亲友抬到郊外埋葬。前往皖北及豫南各县逃荒的西华、扶沟等地的泛区农民，鸠形鹄面，骨瘦如柴。他们路过周口时摇摇晃晃，呻吟哀叹，连饿带累，有的死在路旁，有的倒毙在沙河桥上。
河南省第七行政区专员公署因淮阳被日寇侵占，早于数年前就迁至周口南斋黄杏樵别墅。他们这些官僚只会作威作福，养尊处优，对于周口一带发生的如此严重的灾情，却熟视无睹，甚至有些官僚勾结粮商，趁机抢购粮食，囤积居奇，大发横财。同年农历三月初，每市斤面粉售价高达数元，灾民闻而生畏，叫苦连天，而粮商却喜形于色。正如谚语所说：“家有三石粮，盼望粮价涨。”据笔者所知，周口有两三户粮商，在灾年以粮食放高利贷，吃一斗还两斗，廉价收买灾民土地300余亩。在买地时粮商分期付粮，而且粮食质次价高，然而灾民对这些奸商还得表示“感恩戴德”，否则，他们将拒绝购买灾民土地。这些粮商从安徽六安把大米、豆饼源源运往周口，一天几次涨价，专署不加干预，任其随意盘剥。粮商们却振振有词地说：“早晚市价不同，目下一言为定。”他们把粮食运到周口后，即向官府请客送礼，公然行贿。在大灾之年饭店生意倒十分兴隆。粮商朝夕在大饭店请客，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真可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尉氏：俺一家的悲惨遭遇
王瑞英 口述
靳天顺 整理
我叫王瑞英，13岁起当童养媳，来到段庄村①[188]。丈夫刘焕弟兄三人，二弟刘货，三弟刘玉。一家老小七口住一间破草房。
1938年日本兵来了，老蒋扒开黄河，黄水盖地而来。富家的房屋多被冲塌，俺家的茅草屋很快顺水漂走了。水刚来时，村里人都逃到北岗大庙里，有田产的盼望水下去种地，重建家园。俺穷，没挂牵，头场水一落下，俺就辞家逃荒了。走时有俺婆母，刘焕俺俩，二弟刘货夫妻俩，还有我女儿小恩、儿子德安，共七口人。
黄泛区几十里宽，北边是日本占着，南边还是国民党管着。俺过了贾鲁河往东南，要饭要到西华县，在沟刘村的庙里落了脚。刘焕弟兄俩“推脚”挣钱，俺妯娌俩领着孩子要饭，婆母年老在庙里看摊。生活是挣来、要来，吃；挣不来、要不来，饿着。遇到天阴下雨更得挨饿。这时候我又生了一个女儿。好户人家女人坐月子，吃细米白面、鸡蛋，逃荒要饭的坐月子，剩馍剩饭也吃不饱。
最难过的是1942年旱灾，当地人还没啥吃，谁还打发要饭的？刘焕弟兄俩脚腿没力气，往哪挣钱？一家人饿得皮包骨头，我吃不到肚里饭，没有奶水，小妮饿得直哭，吸不到嘴里奶，她就狠狠地咬奶头，这样延续了几天就饿死了，临死的时候嘴里还噙着奶头。
其余七口，勉强熬过阴历年。树皮剥了，我领着德安下地掐麦苗吃。婆母饿得不会动，连哼一声的气力也没有了。女儿小恩、儿子德安哭着喊着要馍吃。在这生死关头，刘焕俺俩商量，给小恩找个婆家做童养媳。婆家来领人那天，小恩一头扎在我的怀里，哭得死去活来，德安也哭着不叫姐走，孩子的奶奶也暗自落泪。儿是娘的连心肉，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我好像钢刀扎心，忍不住悲恸，紧紧把小恩搂在怀里，放声大哭。送走小恩后，一家人又抱头大哭了一场。
没多久，记得是2月24日，我那受罪的婆母娘饿死了。2月29日，刘焕被当地的保长拉去筑黄河堤，他本来已被病饿折磨得即将要死的人了，哪能去做苦役？他拖着病体，一天走了30多里，到道陵岗庙前头时，一头栽倒在地。同路人给我送个信，我得着信就走，恨不得一步迈到道陵岗，见见亲人。谁料想见到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自从我到他家，结婚前后12年，俺夫妻互相关心体贴，同甘共苦，一向是相依为命。刘焕一死，撇下俺孤儿寡母，逃荒没人挑行李，要饭没人打狗，我越想越没法活，越哭越恸，真想自尽了。在一边的好心人看我哭得怪可怜，劝我为了孩子，不要寻死，并拿来一捆高粱秆，卷埋了丈夫的尸体。
丈夫死后，二弟刘货又被饿死，弟妹被迫改嫁。接着小恩又被饿死。原来小恩的婆家也很穷，孩子到他家后仍然挨饿，不到两个月，眼看要饿死。一天夜里，小恩回到庙门口，喊了一声：“妈，我回来啦。”我出庙门一看，见小恩倒在地下，忙扶她到庙里躺下，问：“天这么黑，你咋回来啦？”小恩说：“怕饿死，不能见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