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

我饿，有馍没？给我一块。”我一听孩子喊饿，向我要馍，心比刀扎都难受，哭着对孩子说：“你奶、你爹、你叔都饿死了，哪有馍？好闺女，睡吧，天明了妈去给你要。”懂事的小恩再没吭声，我以为孩子真的睡着了，没想到她就这样离开了人间，再也不会向我要馍吃了。
俺从家逃荒出来七口人，到西华后又生了一口，一共八口人。1942年冬和1943年春饿死五口，被迫改嫁一口，只剩下德安俺娘俩了。为了抚养孩子，我咬紧牙关，忍饥受冻，总算熬过了那个可怕的年头。
灾荒虽过，苦难却没有尽头。为寻找出路，1943年9月，我领着德安又逃到遂平县的沙河店。一天在要饭的路上，拾了几颗豆子，一个地主说是偷他的，拉住德安，抡起青皮秫秸就打。我上遂平不行又回西华，西华不行去西平投靠我妹妹。妹妹家也要靠讨饭过日子，后来俺娘俩同妹妹家一同讨饭。直到堵住黄河口，才回到段庄老家。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难忘的1943年
张洛蒂
1984年3月
1943年，抗日战争正经历着艰苦的阶段。河南人民在“水、旱、蝗、汤（汤恩伯）”四害交相侵袭下，沉沦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就当时所见所闻，写出以下几个片断。
（一）
1942年，临颍县①[189]麦收不及八成，麦收后无雨，秋没种上。群众挖井浇地，只能种上少量红薯。直到秋罢种麦时候才落了雨，麦是基本上种上了。当时群众，省吃俭用，以预防可能发生的大灾荒。可恨的是国民党政府继续催粮逼款，稍有迟延，便抓入乡政府禁闭室拘留。又加清理历年田赋积欠，更是火上加油，把群众仅能维持生命的口粮，一搜而光。群众没有办法，只好卖土地。有些地主乘机贱价买地，少者几十亩，多者达一二百亩。有一个贫农，两亩地只换得一斗小麦。当时小麦每斗合三块银元，每块银元换铜元六串。有的农民地卖不出，把土地文书交给保长，自己带着孩子老婆出外逃荒。有一个保长，以代群众纳粮的名义，收了群众一百多亩的土地文书。群众没有了土地，只好卖儿卖女，流落异乡，过着颠沛流离乞讨的生活。当时是天灾加人祸。
1943年春天，是灾情最严重时期。到“麦口”大麦黄梢时，有些群众吃了煮大麦，由于长时间的饥饿，而暴饮暴食，许多人被胀死。小麦熟了，收成还不错。逃荒的人回来，眼看着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的麦子流入地主和保长的粮仓，自己还仍然啃着草根树皮，掩埋刚刚饿死的儿女，大家忍无可忍，结伙上告，要求索还土地。官司打了一年多，临颍县政府才下令，凡是荒年卖出的土地，一律由卖主按原价赎回，这件公案才算草草结束。
（二）
1943年春天，灾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在临颍县职业学校任教。学生食堂也立不起来，农村的学生只好带干粮。最初带些高粱面饼子，后来因家中缺粮，连高粱面饼子也带不来了，只好休学。因此，有一个班原有50名学生，最后只剩二十几人。
有一次我回家，傍晚时分，我在一个村头上看到国民党命令群众挖的交通沟里，有一个中年妇女的尸体，一双鞋放在一边。她闭着眼睛，很安详地躺在那里。第二天我从那里经过，已经变成一堆黄土，不知是谁把她就地掩埋了。
有一天早上，天刚亮，我从街上走过，忽然看见一个二三十岁的妇女，抱着一个约两岁的姑娘，急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只见转进一个小巷里去，只一瞬间她又转了回来，空着手又从我身边跑过去。我很疑惑，走到小巷口，我明白了。只见一个小姑娘，坐在地上的一把麦秸上，像惊呆了一样睁大了眼睛，似在寻找她的妈妈，还没有来得及哭，她的妈妈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多么惨啊！世上难道有做母亲的不爱自己子女的吗？但是，她真是养活不起了，也只好抛弃了她，希望好心人拾到她，“逃个活命”。
在学校里，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家住在县城东门里边，在离他家不远的城墙下的一片空地上，躺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闭着眼睛，在苍蝇落到她嘴唇上时，她的嘴唇还会抽搐一下，一直躺在那里六七天还没有死。后来有人用破席盖住，不知什么时候死掉了。
有一天早上，我到北大街集上去，路过城隍庙戏楼后，两个中年妇女饿死在那里。她们把棍和篮子扔到一边，叉开两臂，张着嘴，瞪着眼，屈着两腿，倒在地上。
在集上，街道的中间，围了许多人，有人在拭泪，有人在叹息。原来是一个约十四五岁的孩子，闭着眼睛躺在那里，像睡熟了一样，同样是饿死。还有一件事也是使我不能忘怀的：1943年某月，因灾荒严重，学校停课，我在家无事可做，忽然有一个乡亲张某，引着两个孩子来找我。大的十岁，小的八岁，都是我的学生。他推门进来就哀求似地对我说：“张老师，真支持不了，请给我想个办法吧，不能挺着饿死啊！托你写个信，把他俩送到孤儿院去吧，麦罢再接回来。”乡亲说着眼睛湿润了，两个孩子也在啜泣。
孤儿院院长，是我初中时候的同学，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乡亲拿着信去找院长。下午他回来说：“收下了，人不该死，有人救啊！”言下有欣幸和感激之意。不料一个月后，那位院长派人来说，院里有传染病，要我的乡亲把孩子接回去。两个孩子接回之后，不到一个月，那位乡亲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全都死了，说是“血伤寒”的传染。我很难受。因我没有余力把他们救活，眼望着他家四口人同归于尽。后来我还听说，孤儿院的孩子因血伤寒死亡殆尽，他们的尸体都是用粪筐抬走的。有人看见，他们的小腿随着扁担的起伏在筐沿上颤动。抬到城外的乱葬坟里，倒下去掩上土就算完了。
县政府在县里设了几个“舍饭点”，救济饥民。最初还有人提着瓦罐去领汤。他们把领到的面片提回去，放些野菜煮一煮全家来吃。后来面片换成稀汤，继又变成麸面汤，有些领饭的人，由于身体极端虚弱，饭汤提不到家就倒在路旁死了。原来这些舍饭场的负责人都是和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层层克扣，轮到灾民头上的，就只有一点稀汤。他们把克扣来的钱粮，不是用来抽大烟、吸老海，就是大吃大喝。
中原灾情惨重到这步田地，国民党政府不让报纸揭露片言只字，说是有碍国际视听，群众愤怒万分。4月间，重庆河南旅渝同乡会徐鉴泉主任，来信问河南的灾情，我把所见所闻，写了一个小册子，题目叫做《饥饿蹂躏下的临颍》①[190]寄给了他。5月下旬，县警察局一个警长，带了几个警察荷枪实弹来抄我家，翻箱倒柜，极力搜查，也没有查出什么。警长告诉我，说是有人控告我“卖大烟”。又把我带到城里押到警察局7天，后来由学校具名将我保出来，说什么“因病保释，随传随到”，以不了了之。后来听说，我寄重庆那个小册子，徐鉴泉公布给河南旅渝同乡会，打算联名呼吁救济，国民党中央政府国防部第二厅认为我有可疑，便打电报给许昌专署，专署批转临颍县查办。
（三）
6月的一天，我在家中休息，听说村南饮马沟南发生蝗虫了。我和村上的人去扑打。只见草地上一片乌黑，乱蹦乱跳，尽是蝻子。扑打了一阵，大部分都打死了。不料三四天以后，大量的蝻子又出现了，从饮马沟河，一直往北爬行。村前有几亩高粱，已经晒红米了。有人说：“砍了吧，保不住了。”不料一个小时以后，落下一阵飞蝗，连同地上爬的蝻子，把高粱穗包住了，像瓦罐那样粗，转眼的工夫，把高粱米吃得净光。有几亩谷子，也是这样报销了。接着蝻子一直向村庄袭来，爬过壕沟，爬上竹园，又爬上树，爬上房，屋里院里，尽是蝻子，同一个方向，一直往北移动，到第二天早上才走尽。
7月间，我步行到南阳去。早上，天气明朗，空中没有一丝云影。午后，天空突然起了黄云，霎时遮住了太阳，光线暗淡下来。仰望天空，原来是成群的飞蝗，遮住了太阳，像起了黄风一样。地上是青色的蝻子，像流水一样向西北爬行。行路的人，一脚下去总要踩死三五个。同行的伙伴，沿路折下树枝，尽力扑打。路上和两旁的耕地里，尽是密密麻麻的蝗蝻，不约而同地向同一方向前进，所到之处，寸草不留。
走到舞阳县城以西，扑面一股异臭。原来是农民在田间挖一条二尺深一尺宽的小沟，到蝻子填满以后，撒了一层麦秸，点起火来，把它们烧死。这股异臭，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当我们走到疙瘩店村时，正值蝻子过寨，寨墙上密密麻麻爬了一层，像盖上一层浅绿色的绒幕。回头看看庄稼，除红薯、大豆以外，其他如高粱、谷子等全吃光了。
（四）
从舞阳往西，上了许（昌）南（阳）公路，又换了一个世界。田野里，秋禾一片青葱，蓬蓬勃勃，生机盎然，使人耳目一新。可是，又被另一种惨相所震惊了。一辆辆推车，推着灾区的妇女，有的在啜泣，有的带着泪痕，有的躺在车子上，用手帕蒙着脸……这是许昌、临颍一带的妇女被“人客”贩卖到南阳、镇平、内乡一带去“逃活命”的。这一车一车的青年妇女，为了活命，把命运交给了“人客”，当商品来贩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