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蒂克消亡史

她的十字架仍然陪伴着她，亲眼见证过她的灵魂如何找到接着又如何失去的十字架静静地挂在墙上的老地方。即使到了现在，她仍然信任它。
直到四年之后的一个深更半夜，她的房门突然被一群人踢开，几十个壮汉冲进了她的家。这是哪年哪月也没有发生过的事，她穿着睡衣被人直接从床上拧起来，虽然毫无反抗能力，但他们仍反扭着她的胳膊将她架下楼。他们在楼梯上跳着，她的头在身体的最前部，几乎贴着地面，常常撞上，像一架俯冲坠毁前的飞机。
他们唱着跳着笑着，他们又唱又跳又笑——她被扔进一辆挤满了人的卡车里，来人砸烂了家里的一些东西，包括她的十字架。现在，她真的是孤身一人了。
他没想过这辈子还能见到黄老板。那是1951年的冬天，经过多年的秘密工作之后，他奉命再回街头，去观察此时复杂的市井，并在必要的时候，在混乱蔓延之前，给予干预疏导。此时的他被赋予惩戒的特权，又是初冬，类似他多年前往返于茶楼和亚洲旅店时的天气，或者还要再冷一些。
他穿了一件军绿的上衣，戴着同色帽子，那是老张再次新婚的更年轻的太太刚刚送给他的礼物。他背着手在静安寺周边的马路上踱步，这是他新学的走路方法，腰板挺直，目不斜视，表情严肃，像威严的鸭子或鹅。所到之处，识相的人都恭顺地退至一边，用心感受他一脸的冷酷。
他在街角倒马桶的地方远远就看见了黄老板，一身粗布棉袄棉裤。他上了年纪，看上去与死人无异。他感到不安，当年毕竟拿过他家的工钱，心里像是矮了一截。他本能地想要回避，忘了黄老板才不会见过他这样的事实，别过头转身向相反的里弄走去，走了半截想想不对，于是转身走回去，走到更近的地方对着黄老板。
他抬头看了他一眼，并没有特别的反应，他原本就没见过他，并不认得，便低头继续摆弄他的粪桶。他看得讨厌，扬手将还剩下半截的香烟弹到了粪桶里，升起了难以察觉的一点儿奇怪的烟。黄老板并无表示，茫然地看他一眼便挑起粪桶走掉了。看着黄蹒跚的背影，他相信自己真的出息了。
他还碰到过其他人。也是在这个路口，一辆绿皮卡车拉着等待处置的鸡从眼前经过，他看到她在车里，愣在原地。
1946年以后他就没再见到过她，也不常想起。她发型变了，与其说是剪了头发，不如说是头发被成片地连根扯掉了。她和其他鸡挤在一起，脸上有淤青，大概常常被打。
在车的颠簸里，他偶尔能看到她的脸。她灵动的眼睛去哪儿了？只剩下了两个黑黑的洞。他知道自己只需稍稍示意，类似打一个响指这样的小动作，卡车就会马上停下来。他甚至不需要理由就能截下她——他可以搀扶她下车，将身上的外套脱下来给她披上，带她回家，给她洗澡，擦拭伤口，给她吃饭，慢慢疗伤。他会治愈她，就像她曾经对他做过的那样。
十四年前是她救了他的命，他白吃了她好多碗白米饭，白睡了她好多个晚上，她带他去找的老张，从此他平步青云。或许是感念着这些，或许他需要更多时间来思考——他在卡车将要驶过时终于打出了响指，卡车仓促惶恐地停了下来，坐在车前的从车上下来后，小跑着过来听他指示。他没有理会，绕到了车的后方。她仍然垂着脑袋坐着，急刹车也无法影响她，不过是身体跟着剧烈摇摆，她始终没有抬头，同样与死人无异。他在想应该怎么做。
上头正在为他物色合适的爱人，可能来自苏北，也可能来自浙江。在他们院子北面的一个房间里，关满了那些曾经养尊处优的妇女，他常常去教育她们，他爱上了强奸。那么他在等待什么呢？既然过去了，就要向前看。他摆了摆手，打发卡车赶紧开走。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变成了一个贱种的呢？虽然这也看似一个开头，且显然不是全部，但童子鸡的篇章不得不在这里结束了。
在他的后台老板里，表哥的职位最高，死法也最惨烈，他则和老张差不多。或许十字架的魔力永不消失，造物钟爱对称。当他在求死不得的恐惧中慢慢等待死亡降临的时候才终于发现，他从一只不知道能有什么用处的软软肥肥暖暖的乳房开始走到今时今日，无论他还是表哥，本身都不过是表哥手里那只即将失去脑袋的鸡。残害同类的鸡，他这样总结。
之后，他终于知道那天为什么会笑了。三十多年前那个遥远寒冷的冬日早晨，他作为帮派分子的第一次任务，伤害的第一个人。因为他也是一个贱种，跟遗传有关，长得再英俊也一样。
这一认识足足耗费了三十年，记忆中的浙江已经不复存在。
皮囊的诗篇
前年到去年之间，为工作方便，我在惠比寿広尾一丁目一幢虽然名字叫做绿色大楼但其实不过是四层的低矮建筑里租住了一间狭小的公寓，每个月住十天左右，那可以称得上是愉快的时光。
大多数时间我都睡到中午，在街口随意挑一间小店吃午餐，距离最近的是一家据说是福冈风味的拉面店，面条粗细怡人、口感偏硬，配以非常可口的咸菜和辣椒。隔壁有一家名叫“究极的鸟”的鸡店，烤鸡的香味每天都传出去很远，但我没有进去吃过。
吃完拉面我便沿着広尾路散步，一直走下去，到了広尾桥向左拐，大概四十分钟就可以走到六本木。如果时间尚早，我会先去有栖川的公园看一会儿水里的乌龟与蛇或者去公园对面的教堂里消磨一阵，之后就去让我晕头转向每次都走错的六本木大厦楼下的某一个出入口跟她会合。我提议下次可以约在相隔不过一个路口的便利店，除了更清晰省事，跟约在这里实在没有区别。
寻觅是必不可少的。她在思考片刻后果断地摇着头，狡黠而得意地说道。之后我们便一起散步，我喜欢她轻挽我的胳膊，偶尔将身体靠倒在我身上，稍一低头便能看见她久经世事却依旧清淡甜美的笑容。
寻觅是必不可少的。我知道她是对的，寻觅。等她走到脚疼以后，我们会就近去某处喝茶或在街边站立，等待黑暗自远处慢慢侵蚀过来。灯光亮起，她的脸更加生动，她扭过脸会发现我也正看着她，我们相视一笑。吸引。
东京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人自杀？有一次我们站在街边一个摆满自动售货机的小停车场里抽烟时她突然问我。光线越来越昏暗，我望着街口等着过街的人群，像一张鸦雀无声的黑白照片。等待的寂静，我说。
空气变得沉默，我们在寂静中抽完烟，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更容易打发，同时距离等待的那一刻也更加近了。
我们在路灯下把刚刚走过的道路重新走上一遍，再往前一点，西麻布二丁目那条略带上坡可以一直通到南青山的小路上有几家隐蔽又雅致的餐厅。我们会找一家烧肉店或是寿司馆子消磨到深夜，喝下数不清的日本酒与啤酒。无论卖哪种食物的店家好像都偏爱在店里轻声播放爵士乐，有时我能听出曲目或是演奏者，也总能判断出原唱或是日本歌手的翻唱——比原唱更像原唱。
有一次在一家叫菊的餐厅，我听到了Mari Nakamoto演唱的Tuxedo Junction，想起多年前的时光，却并不感到怀念。对我来说，家很遥远，此时此地气氛美好，我们无话不谈却也无甚可谈，沉默与嘻笑只在转瞬之间。间或她会认真地询问我工作的情况，不久我发现她真正关心的只是进度，其实我自己也不甚清楚，一本糊涂账。当时的我还无法预知工作的结果会很糟糕，让我在一年之后受尽困扰——这世上名不副实的人太多，要警惕那些名声响亮的人。
我问她你问我进度做什么？她不改严肃地说，我想算算你还会来东京几次。挑逗。当我正在为一旦听到诸如此类的对白时是应该望向她或是将头转向一边踌躇不定时，她已经轻握我的手催促我起身，之后无非是结账出门，坐上那辆仿佛永远等在路边的出租车。
我记起她曾说过喜欢在出租车上亲热，试了试发现果真如此。十分钟后我们回到惠比寿的暂居处继续，她潮湿得就像刚从水里捞上来的鱼。我们在酒味烟味和她身上氧化到刚刚好的香水味里彼此探索，身心延展，殷切地帮彼此寻觅高潮。结合。
下一次我想在更清醒的时候做，她在喘息稍稍和缓之后说。你感到迟钝吗？我问她。有一点儿，明天早上吧。她作势要睡了，我便平躺下来，一只手揽过她，将手停在她的头部，轻抚头发让她入睡，一切仿佛停顿下来。
每次的高潮都不一样。过了好一会儿，我以为她已经睡熟的时候她突然喃喃自语。她扭动身体，更加用力地贴近我，我用另一只手抱紧她。我每次都一样。她便抬起脑袋看我，露出疲倦窘迫又像是为我感到遗憾的温柔的笑。那不是很乏味吗？我们还要探讨下去，她却在我胳膊里睡着了。
我暂时没有困意，只能一动不动地躺着，尽量不干扰她的睡眠。等到她呼吸渐渐沉稳，节奏也趋向统一之后，我轻轻挪动身体，让她自我臂间滑落下去。我穿上睡衣准备去吸烟，从桌上拿烟的时候，看到她的包里插着一个黄色的信封，上面用字母写着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她常常拿一些有关异乡的文章给我消遣，这次也不例外。我打开信封，里面却是一些手写的文字，密密麻麻，因为间距以及分段的方式而显得异常拥挤，看起来十分吃力。
标题在第一页的右上角，如果用中文直译过来可以写作“亡灵的歌”，用非常小的红色的笔写上的，正文则为蓝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