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蒂克消亡史

或许还有更麻烦的，明天他要到河北去。
没有等到他回来，美国人就扔出了两颗炸弹，手里还备了一颗预备着炸东京。可能是消息走漏了，也可能是广岛的情况太惨烈，日本人至此终于清醒。蒋先生去电台演讲，正义必将战胜强权的真理，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
杜先生和吴小姐以及两个外甥正在吃午餐，突然就胜利了，看来新的生活就在眼前，不久或许就可以回上海去了——人就多出许多感慨。
吴小姐说，我想起来，第一次见杜先生的时候，也是这样面对面地坐着。杜说，是啊，见面说的话我都还记得。吴笑而不语。杜说，对不起对不起，不说电影。吴小姐放下筷子，说再在重庆待下去，我也快要饿死了，样样东西都好难吃。大概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就不喜欢吃这里的东西，喜欢上海，所以爱吃上海菜，大概是喜欢什么地方就会喜欢吃哪里的菜。
杜先生听着她说完，却突然想起了饭桌上这两个外甥的父亲来，想起那个因官司而来的不吉祥的房子。
四
我前面说，杜小姐至死也没有搬出杜宅，这是事实。她在民国二十六年的那个晚上死在了杜宅。我还说，富春楼的规矩是从不送客，老五却一反常态地一直送杜上了车，大概是女人的敏感——这也是事实，那里就是诀别。老五当时的心情比我们现在了解的还要再复杂一点，这是后话。
还有什么呢。是的，那只黑猫。我说，从此它便把这里当做了家，直到民国三十年前一直住在这里，有吃有喝。渡部在民国二十六年死在了餐厅厨房不算冰冷的瓷砖上，那接下来的四年它吃喝什么呢？
民国二十三年的上海，他们一行四人上了路。渡部、小六、赵先生外加一个司机，开一辆蓝色雪佛兰轿车，穿过上海，驶入郊外雾气迷漫狭窄泥泞的马路，消失在黑暗里。车开到半路，渡部让司机停车，开两枪打死了赵先生和司机，之后在车上强奸了小六。
几番犹豫，他没有杀她，把她带回菊餐厅，扔到地下室之后，回家一个人坐在桌前吃早饭。怀着一个抱着一个的杜小姐后来也来了，杜先生也来了，他们吃着早饭谈着话，生活看起来和之前没什么不一样。
只是他每天都做两份饭，自己吃一份，猫来找他，他喂完猫，吃完饭，便端着另一份饭去地下密室喂小六。吃完就是操，操完还要吃，日复一日。
现在我们知道，对餐厅的那些日本食客，渡部脸上是怒其不争的疲倦而不是真正的厌恶，中岛在上海大街上假装寻找的也不是什么启示而只是渡部的指示。
杀吧，他在澡堂子里同意了中岛的意见，他在规划决定着一切。民国二十六年去菊餐厅决战之前的那个下午，他或许想过要放弃，就在杜宅门口的路上，一手抱着两个儿子，另一手抱起杜小姐，开始往外奔跑，越跑越远，仿佛要逃离一切。不久他放弃了，他们太重了，他不得不放他们到地上。他大口喘着气，放弃了放弃的想法。
帝国军人的概念像一道咒语般压迫他，尽管他也知道历史进程其实早已注定，跟他没有关系，但他必须贡献自己微观的努力。既然他微观的努力也注定在历史之中，那么他将用今晚的事，洗刷哪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内心闪过的放弃的耻辱，并获得重生。
或许是舍不得儿子或许是别的原因，他最终开枪打了中岛的腿，放走了杜。他佯装死亡，为了新的任务新的战场。
那只黑猫，那只黑猫在菊的后院住到了民国三十年，有吃有喝——渡部和小六一直喂养着它。
这一年他去了南亚，去了菲律宾。他本想掐死小六，最后一刻放弃了。小六回到地面上之后，是一个她已经认不出来的上海了。
小黑之后的去向没人知道。
民国三十四年，杜终于在上海找到小六，久别重逢，一切都变了，但故人总是让人信任。
渡部被关在吕宋岛的盟军战俘营，杜带了人去找，拿两根金条买通了管理战俘营的澳大利亚军官，军官同意帮忙，但强调不能在营地里面杀，渡部必须自己签字同意引渡。
为了逼渡部出来，杜杀了他的大儿子，自己亲手带大的外甥。渡部为保住小儿子自愿从战俘营出来——小六开枪打死了他，最后的日本鬼子倒下了。正义必将战胜强权的真理，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
回到上海，杜先生去见了黄老板，才知道老五在他去香港后给他生过一个儿子——老五送他下楼那天知道自己怀孕了，但没来得及说。张妈照看着儿子，仍住在富民路的小楼。
老五死前来找过黄老板，留了话，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希望杜能带儿子到香港去。杜便找到富民路，儿子却并不认他，张妈也对他出言不逊，杜只好说是他娘死前交待的，让我一定要带他去香港。张妈不依不饶，说，你呢，是个流氓，他娘呢，是个妓女，现在时代变了，你们俩的话他都不要听。说完就把杜关在门外。
他一直拖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才坐上去香港的轮船，算得上真正的末班车。没人知道他在拖什么或等什么，我想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不过是下意识的拖延。不久他就死在了香港，死前再没有值得记述的事或说过的话。他基本没再说话，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他终于走向自己的沉默。
第三个X君
2014年6月，我为了剧本里出现的南亚场景去了海南省寻找外景地。6月12日，我一大早从海口到上海，中午在安福路街道办完一些杂事之后，步行到衡山路乌鲁木齐路口的酒吧。是闷热的天气，我在室外靠近街边的地方找到阴凉处的位子坐了下来。
喝了几大口冰凉的啤酒之后，给第三个×君打了电话。响过不多的几声他就接了电话，他正带儿子逛街买东西，让我等着，他把小孩送回家后便来找我。我说啥事没有，一点不急，你慢慢来。差不多过了一个多小时，他迤迤然地晃悠着过来了，穿着雪白的麻制短袖上衣和时髦的球鞋，一条暗绿色的前后侧面满是口袋的质地舒适的短裤。照旧健康略黑的肤色，照旧灿烂地笑着，露出齐整的吸烟的四环素牙齿。
他始终知道怎么穿衣服，怪不得女朋友从不间断，从来不被性困扰。他照旧不爱喝酒，在我的劝说之下仍然坚持要了加满冰块的可乐。我又要过三四次啤酒，并且得意地说，啤酒的好处是可以一直喝下去。他低头望了望自己的空杯子，说，太甜了，一直喝确实吃不消。接着便要了冰冻的柠檬茶。
闷热的天气逐渐变得凉爽，我们一直消磨到六点。我约了第二个×君的太太去他们开的餐厅晚餐，他便又陪我走去襄阳路靠近淮海路的地方。时间尚早，我们绕了一个小路口，以便能路过汾阳路，在路口稍作停留。
这里一点都没变，转眼十几二十年了。我想起我们和第二个×君在这附近共同度过的时日，再一次提议他跟我一起去吃晚饭。他大概是说家里已经准备了而且他想回去陪儿子吃饭之类的话再次推脱掉了。我们便在餐厅所在的马路对面非常随意地挥手告别，他继续向前朝淮海路方向，我则横过马路走进弄堂，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已是所谓诀别的现实。
事后我常常后悔，为什么没有跟他一起晚餐，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当然这毫无意义。晚餐之后我坐车到曾经长年厮混的体育馆边上，在陈年得仿佛一直就存在的华亭宾馆幽暗的大堂酒吧里与最终在电影里出演了王妈的女演员碰面。
我坐在角落里，看她戴着一个大大的有着厚厚镜片的黑框眼镜却仍然吃力地摸索寻觅而来。我一直向她招手，然而她视而不见，这使我怀疑她有一千度左右的近视，但从没跟她确认过。她不施脂粉，放松随和，经常爽朗地大笑，魅力自成一格。
事后发现，到了镜头前也是一样的。一切都是表演又或者一切都无法表演，有魅力的在镜头前仍然有魅力，平庸的在镜头前仍然平庸，乏味而一脸杂念的在镜头前仍然乏味而一脸杂念。
第二天我便回北京，之后因为工作和他在两三个月里通过数次电话，我当时希望他能到北京来，而他不想远离家庭或是手头正准备别的工作。他似乎不想细说，我也就没有细问，总之没有成功。
之后在2015年年初我们又通过几次无关痛痒的电话，他当时热衷于跑步，每晚八九点钟在小区的院子里奔跑。有一两次好像是我打给他，他没有接，事后回过电话来说跑步去了哈哈之类的。
一个多月之后的四月一日，我照旧一大早就跑到剪接室里枯坐，打发着眼下每一天千篇一律的沉闷的工作时间。上午十点钟得到消息，当天早上六点到七点之间，第三个×君趁着太太去买菜的时机自杀，成功身亡。我便给上海的另一个朋友打电话，回答说也是刚刚得到消息，说是从家里跳楼死的。
挂了电话，我感到惶恐委屈。怎么会感到委屈？我自己也说不清，只是不发一言地坐在原地。十几分钟后，刚才的朋友又打了电话回来急切地纠正，说，不是跳楼，不是跳楼，是在卧室里吊死的。嗯嗯，这样要好得多了，我对着电话说。不管怎样，我感到这样确实要好得多了。所谓生者的无谓的羁绊。
这也使我常常会想，事实上我们并不像关爱自己的脆弱般真正关爱死者。
初见第三个×君是在1996年9月，他风风火火地来，用硕大的拉杆箱撞开门，把自己的首次登场安排在门与拉杆箱的后面，时间把握得刚刚好，不知是否经过排练。他瘦黑的脸有一多半被蛤蟆镜遮住，上面加盖了一顶雪白的棒球帽，豁着一嘴疑似四环素的吸烟的牙齿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