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蒂克消亡史

小报记者一拍一写，第二天报纸一上街，杜又是愁容满面，悔不当初。
首先派人去砸了片场，抢回底片，在导演脸上随便比划几下。演的成分居多，也是为了明天的报纸。事后再私下慰问导演或是给钱重新另拍一部戏，反正都一样——这样总算找回半张脸面。既然全上海的人都在看着，最理想的当然是杀了小六和赵先生，可即便是要杀掉，总还是要谈谈。
小六满不在乎地来了，跟杜一起枯坐。杜愤慨地说，大家都是装新潮，赶时髦，只有你是个真花痴。小六说，连赵先生都说了，我是演员。杜说那你这次准备怎么收场呢？小六说，你去跟老板说说，放过我吧。杜一声叹息，你讲得倒是轻松。小六便也沉默，最后说，那我就去死吧，反正我也就是个行尸走肉，一具皮囊，什么花痴啊，十三点啊，打发打发时间罢了。
说完起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对着杜先生笑，说，你不会杀我的，你舍不得，你会给我想办法。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剩了杜一个人忧愁，心想，这倒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晚上渡部过来找他吸鸦片，看他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劝慰他，杀就杀吧，奸夫淫妇的，不算冤枉，也不可惜。他瞪渡部一眼，穿鞋出门找老板。
黄老板就着咸菜喝白粥，不理他，他只好一旁枯坐。好容易老板问他吃不吃，他便自己拿了碗盛粥喝，好歹比傻坐着强。刚喝了一口，黄突然说，你要是这么犹豫就不要杀了。杜马上纠正，我可没有犹豫，你说杀就杀。黄瞪他一眼，放了碗筷，突然泄气般地说，算了，我说不要杀了，为这种事杀人不值得。不过，面子还是要找回来，他们两个都不能在上海了，送他们离开上海，越远越好，再不许回来，想活命就不要再回来。
杜心头的阴霾散去，又要装作平静，说那我让妹夫送他们去苏州，从苏州再坐火车往北走。黄点了点头算是同意，喝了两口粥又说，你悄悄给她点钱，让她将来好过日子。杜说好啊好啊，粥喝得畅快，又盛了一碗。黄瞪他一眼，他放下筷子，黄说，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谁说出去我骂谁。杜说好啊好啊，又捧起碗把粥一饮而尽。
他们便一行四人上了路。渡部、小六、赵先生外加一个司机，开一辆蓝色雪佛兰轿车，穿过上海，驶入郊外雾气迷漫狭窄泥泞的马路，消失在黑暗里。等适应这黑暗后才看见头顶上方的一轮明月，那是民国二十三年上海的月光，很可能是最后一段花好月圆的时光。
小六的风流韵事引发的风波，无论最后导向何方，也丝毫不影响当下的消遣。电影改了名字，花数天补拍了赵先生和小六的镜头之后很快就上映了。居然故事清晰情感明确，这半遮半掩的旧事倒成了卖点，票房创了纪录。当和平再次降临，看电影又成时尚，这一纪录终被改写时，已经是五十年之后了。
三
关于老五的种种传说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为了神化，有时为了诋毁，更多时候是一种伪装成同情的轻视。但她跟哪一方都有交道，富民路的小楼在战争时期为各方使用，常常同时住着水火不容的几个流派，同抽老五买来的香烟，同吃张妈做的饭，共用楼梯下的洗手间和澡盆。楼上楼下地辛苦工作，处心积虑地谋划怎么置对方于死地。
没有人知道老五究竟使了什么样的手段周旋其中才能够这样相安无事，也没人知道她这样做的目的。可能只是在杜先生离开上海之后本能地想要寻找依靠，而她深知哪一方都不一定靠得住，索性都靠着。或许这只是从前的职业本能，她把自小在富春楼练就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而这些传闻大概都是真的，因为戴先生的情报向来准确。
戴先生这一趟到香港，是应日本内阁绕开军部要求见面密谈的请求。戴知道见面不过是做做样子，反正他在香港还有私事，见他亲爱的吴小姐，不是这样的理由，按说他是无法脱身离开重庆的。
仗打到民国三十年，在大陆上一路高歌猛进的日本早已忘却战争的目的，连目标都失去的战争如何结束呢？没有能力结束的战争又怎么能发动呢？走投无路的日本人已经选择了疯狂到死，又心甘情愿地多半是出于故意去上了德国人的当，准备跟德国人对世界来个夹击，再大会师——打了这么一针新鲜鸡血，便真的准备蹦跶到太平洋上，找英美的茬去。
戴先生事先知道了这些情报——他应该是第一个知道这些情报的盟国的人，所以对日本的末路心知肚明，十分笃定。他知道此刻坐在面前的政客是日本人里稍微清醒的阁揆，即便他们可能也选择相信了德国人马上要在英国本土登陆的情报，但至少不认为这和自己有多少直接关系，更没有被所谓的“不要误了这趟班车”的奇思怪想左右。认识归认识，他们还是没有能力左右局面，所以戴在整个会面中只讲了一次话，他说，不打当然好啊，只要归还满洲在内的全部在华利益，战争赔偿，惩办战犯，我们是可以接受你们无条件投降的。
日本人愣在那里，戴看也懒得看他们一眼，低着头说，不同意是吧？那就继续打吧，我们才刚刚退到重庆，世界这么大，还可以再退，不管退到哪里我们也会再回来，上面几条一点都不会变。说完任日本人再说什么，只顾低头喝茶，日本人不得不告辞的时候他也没有哪怕抬一下眼皮。
日本人一走，他便和杜去山上散步。从山上望过去，海上英国人的军舰是那么小，或许真是不堪一击，但他相信美国人，就破译的日本海军电文来看，他是最早知道日本已行至尽头的人。
香港之行的私事是在散步中解决的。一是香港马上开打，杜要带吴小姐一起去重庆，二是老二的问题。张后来从领事馆出来，学着汪府人的样子也在长衫外套了件皮坎肩，在外滩剪完东亚银行成立的彩之后就坐车径直回家，从此再也没走出过自己的深宅大院半步，日常治安由伪军和日本宪兵共同维护。
但眼下机会来了，汪伪做事的出发点大概不甘寂寞的成分总是居多，仿照宋子文，也要搞税稽警队，委了张为队长。这下体面了，职务高到要去南京述职，不迈出院子一步是不行了。戴是在这时候提起的老五，无非是说，真要做的话，凭老五的本事，在上海他是可以帮到忙的。
晚上杜去找车夫，他正在厨房的小桌上就着几样小菜喝酒，杜便坐下来看着他喝酒。杜的意思，仗也打得差不多了，不久就能回上海，他还跑了不成？一起去重庆吧。车夫浅浅地抿一口酒，说重庆山多，热，又总是下雨，我们拉洋车的最讨厌这种地方，不去。他望杜一眼，说，本来我拉辆洋车，最远到个徐家汇，这些年，世面也见够了，重庆有戴先生照应你，你就让我回去吧。
两个外甥有些哭闹，一直送车夫上到船，风大雨大，更显出离意。杜站在后面看着他们，雨越下越大，在岸上很有肆虐一切的样子。海里便好得多了，海面上基本还算平静。
至于老五，不仅帮忙还亲自动了手最后搭了自己的性命进去则是戴和杜都不曾料及的。表面上张是坐汽车去南京，好几辆车趁着夜色开出来，老五却知道他只是佯装乘汽车，坐上一小段之后，其他车仍往南京方向开的时候张啸林已经悄悄到了北站，从那里上火车。
老五手持一张李士群亲自批注的通行证，提早在南站上了火车，大摇大摆地坐进一等座，只等张上车。只有皮包里的小手枪当然不够，她起身去车箱的连接处抽烟，不动声色地从袖子里取出火车上的钥匙，打开了靠铁轨里侧车门的锁。大概不常开或从不开，她费了大力，弄断了自己新涂的一只指甲。锁终于开了，她伸手确认了一次。
计划简单、蛮横，容易成功却绝无后路——等张低调地上车后，一定会看见面冲门坐着的老五，四目相对，他肯定转头跑，老五就取皮包里的枪射他。他的保镖皆会去攻击老五，而他会继续往外跑，直至下车。此前一直潜伏在北站铁轨上的车夫会经由老五开锁的门上车，从身后射张。
实际发生的与计划没什么差别，三个老相识死在了一起。只有老五迅速打光了子弹，但几乎没有命中任何人，无论张还是他的保镖——或许她太在意断掉的那一处指甲，分了心。但对于计划或结果而言，这已经无关紧要了。
在日本突袭香港前一小时，杜带着外甥与吴小姐一起由戴的副官带路，登上了民国三十年最后一架由香港飞往重庆的客机。虽然已时隔七年，杜仍为先前电影角色及后续的事感到难为情，两人匆匆打过招呼之后，杜便低头不语。
吴小姐揉着自己的膝盖骨，说，哎呀，早知如此，当初在上海就应该好好玩耍，每天咖啡喝喝，跳舞厅泡泡，家里睡睡觉，傻子才去拍什么电影，吃力死了又没人看，恐怕底片也找不到了。真是后悔死了，杜先生，你说是不是？
吴睁圆了眼，满脸殷切地望着杜。谢谢吴小姐，谢谢吴小姐你这么说。吴却早已望向两个外甥，哎呀，我带了东西给你们。客机在坑洼不平的跑道上腾空而起，杜望向窗外，海面竟出奇的平静。
杜先生在重庆常常住在杨家山的公馆。已是民国三十四年夏天，戴先生比从前更忙碌，此时他已经知道美国人在太平洋的某个僻静角落里试验了新式炸弹，相信战争会比想象中结束得更快。
战争本是常态，打得久了，早已应付自如，现在突然要结束却真是难以适从。短期要做的事情太多，新的问题已经出现，俄国人在北边聚集就是很麻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