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

那么宋代的商人群体收入几何呢？建康府的“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及开解库、店业之家，家计有数十万缗者，营运本钱动是万数”。大城市的富商，每日单房租的收入就有二三十贯，一年下来近万贯。南宋枣阳有一个叫作申师孟的职业经理人，“以善商贩著干声于江湖间。富室裴氏访求得之，相与欢甚，付以本钱十万缗，听其所为。居三年，获息一倍，往输之主家，又益三十万缗”。申师孟是个经商奇才，用10万贯的本钱，三年获利20万贯。
◎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的小商贩
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武大郎当然不可与这些大富商相提并论，我们要直接看宋朝小商贩的收入情况。南宋庆元初年，饶州小商贩鲁四公，在城里“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未尝与邻里有一语致争”。饶州卖猪羊血羹的小商贩，日收入不到200文钱。吴中也有两名小商贩，“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靠卖活黄鳝为生，每天收入约300文。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叫乐生的小贩，每日“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够100文，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可见一名宋朝小商贩的日收入一般在100文至300文之间。
工匠、佣工的日收入也维持差不多的水平。北宋中叶的“淮西达佣”，“翳茨为居，与物无竞，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以给炊烹。或时得羡于常，则尽推赢易酒肉以归”。这名“达佣”每日出卖劳动力所得约100文钱，若多赚了十几、几十文，都尽买酒肉。宋朝官员雇请搬家的苦力，“日给雇钱人二百（文），往往远指程驿，务多得雇钱”，受雇的苦力往往还以路途遥远为由要求加价。崇宁年间，京师校书省雇请人抄书，“每月各人支钱三贯五百文，每日写字二千五百”，即每日工价约116文。南宋绍兴末年，舒州官营酒务“每日合用杂工壹拾贰名，每名日支工食钱贰佰伍拾文省，酒匠壹名日支工食三百文省”，酒务杂工的日工价为250文（省），酒匠为300文（省）。绍熙三年，潭州修筑城墙，“日须支工钱三百”。可知宋朝工人的日工价一般也为100文至300文。
其他职业的社会下层人日收入通常也有100文左右。樵夫：北宋张耒有一首诗描述了洛阳西部山民的生活水平：“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人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每天卖柴所得为100文钱。渔夫：南宋袁说友亦有诗描写长江三峡渔民的穷日子：“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日收入不足100文。自耕农：有学者统计了宋代第四等户的收入：除去税费之后，每年余粮约有70石，假设粮食的市价为800文每石，年收入约为56000文，平均每日150文左右。甚至一名乞丐也是“每日求丐得百钱，仅能菜粥度日”。
看来每日100文的收入水平应该是宋代社会底层人日收入的基准线，高于这条基准线，基本上可以解决温饱；低于这条基准线，则有饥寒之虞。南宋时一位知县劝谕百姓的公告也可佐证我们的推断：“农工商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尽用，博弈饮酒，以快一时，一有不继，立见饥冻。”因此，在阳谷县叫卖炊饼的武大郎，只要手脚勤快一点，每日至少赚100文钱是没有问题的。
宋朝平民的开支
每日100文钱的收入在宋朝可以过上什么水准的生活呢？这又需要来核算宋人的生活成本。南宋庆元年间一位士大夫说：“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过米一升，终年所衣不过一两匹，若酒食杂费，岁计不过百千，此切身诚不可缺。”以他的生活标准来计算，一个人年均需要消费100贯，日均约270文钱。北宋司马光说：“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即每人日均消费50文。但这是中产阶层以上家庭的生活成本。生活在城市下层的宋朝“武大郎”们过日子显然不需要这么大的开销。
让我们先从维持基本温饱的最低生活成本说起。宋朝政府对贫民的救济标准一般都是每口人“日给钱二十”。程民生先生认为，这个“官方的救济标准，可以视为生活费用的底线”。一名成年人每日约需要口粮2升米，每年又需要一匹布作为衣料。北宋时，在市场上购买2升米约需16文钱，一匹布则需500文。算下来，每日20文钱恰好可以维持一个人的基本温饱。换言之，一名日收入100文左右的城市下层人，大约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但日子无疑会过得非常艰难。
如果想过上稍有些尊严与体面的生活，除了吃饱穿暖，每日还要一点肉菜吧？南宋宝祐年间，建康府“实济局”（福利院）的“盐菜钱”每日每口人约30文钱（剔掉了通胀因素）。按这个标准，一个成年人每日的副食费用大概需要30文。
还需要一间可以栖身的房子吧？要知道，《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可是住着一栋临街二层小楼。不过，看小说所描述，“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此日，正在县前做买卖。”这栋楼房是租赁的，并非武大郎的产业。宋代城市中，租房居住的情况非常普遍，房租有高有低，在开德府，“每间赁钱有一百至二百文足，多是上等有力之家。其后街小巷闲慢房屋，多是下户些小物业，每间只赁得三文或五文”。日均三五文钱的租金应该是相当便宜的。在开封府，政府“楼店务”管理的公租房，房价每日也不过15文上下，这个租金水平是城市下层人可以承受的。阳谷县这种小地方的房租肯定要低于京师，即使是临街楼房，租金也不可能高于京城的寻常房屋。
像武大郎这样的二口之家，如果想在宋朝城市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每日成本大致如下：口粮与衣料费用40文；肉菜副食费用60文；房租15文；杂费若干。合计约150文。如果武大郎每日卖馒头能够赚150文，就完全租得起二层小楼，养活老婆。如果每日赚100文，也足以养家糊口，只是日子会过得拮据一点。如果每天赚300文，小日子就可以过得比较舒服了——根据宋代小商贩的收入情况，每天赚100～300文都是有可能的。
◎ 绣像本《水浒传》上的武大郎插图
这么看来，网络段子所说的“一个矮个子青年，住着位于市中心的二层楼，依靠在市场卖面食的收入，娶得起漂亮妻子，还不用妻子上班”，并不是传说，而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历史情景。凭借卖面食发家致富也有极可能，来看一个例子：“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者，本以货饼饵蓼糤为生，人呼曰‘许糖饼’。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这位许六，便是一名武大郎式的宋朝市井小人物。
宋明平民生活水平的对比
如果将宋代的平民生活水平拿来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晚明比较一下，我们还会发现宋人比明人更富庶。
宋神宗年间，国家每年的商税总收入（含过税与住税）以800万贯为酌中之数，宋政府一般按2%的过税率与3%的住税率征收商税，将商税总收入除以商税率，可以粗略推算出北宋后期一年的商品营业总额约为1.6亿贯（商户逃税漏税与政府重敛的因素均忽略不计）。晚明呢？万历年间，明政府一年收到的过税与住税约有80万两白银，明朝对于商税一般是“三十税一”，即3.3%的税率，可以推算出晚明时期一年的商品营业总额约为2500万两（同样忽略了商户逃税漏税与政府重敛的因素）。明代的钱银比价一般为一两银子兑换500到1000文钱，就按1000文计算吧，2500万两银约等于2500万贯钱，规模不及宋代的六分之一。
再来看平民收入。前面说了，一名生活在宋代的下层平民，不管是做点小生意，还是当佣工，日收入通常在100～300文钱之间。那么一名晚明平民的收入又是多少呢？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胡铁球先生通过对明代工人日收入的研究，发现：“自嘉靖到崇祯，各地刻工的工价皆为日银3分，终明一代不变。舵工的工价，隆庆时的福建和天启时的南京皆为日银4分。募兵，嘉靖、万历时期皆为日银3分。运夫的工价，万历中期的四川、湖广、贵州、蓟州与崇祯时的江阴皆为日银3分，其他各类工种皆有类似的现象。”
看来，如果说宋代底层人日收入的基准线是100文钱，明代底层人日收入的基准线就是3分，即0.03两银子。按一两银子兑1000文钱的比价，0.03两银子约等于30文钱。宋人的收入水平是明人的三倍。不过，明代物价极为低廉，一名成年人得以糊口的成本大概为日银1分（可购买大米2升）。如果按维持温饱的最低成本计，明人每日3分银的收入可以养活三口人；宋人日收入100文则可以养活五口人。论日收入的购买力，还是宋人略高于明人。
每日100文的收入水平，如果放在明代后期，可以让一个五口之家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学者的研究表明：明清之际，江南人家一年的生活开销也就30多两银子光景（约30多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