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

显然，宋代的物价普遍高于明代——特别是明初几十年间，物价尤其低廉，粮价跌至约300文每石，仅为南宋粮价的四分之一。物价低一定是好事情吗？从表面上看，物价下降，意味着生活成本降低了，似乎是好事情。但实际上，粮价跌幅如此巨大，十分反常。若非经济发生大衰退，在经济学上是无法解释的。
通过对宋明经济统计数据的对比，我们可以揭示出一个确凿的事实：明朝（特别是明前期）是一个“低收入+低消费”的时代，市场经济之规模非常有限；宋朝是“高收入+高消费”的时代，市场经济之规模远远大于明代。
历史地看，“低收入+低消费”正是中古社会的特征，“高收入+高消费”则是近代化展开的特征。从宋代的“高收入+高消费”转入明前期的“低收入+低消费”，历史发生了一次倒退。
生活在宋辽“共管地”的“双重国籍”居民
北宋时，在宋朝与辽朝接壤的雄州（今河北雄县）容城县、归义县边境线上，存在着一段特殊的区域，叫作“两属地”，宋朝与辽朝政府都认为对它拥有主权与治权，有点类似于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共管地”——今天欧洲的雉岛，是法国与西班牙的共管地；摩泽尔河区域，是德国和卢森堡的共管地；而邻近北极圈的汉斯岛，则是丹麦与加拿大的共管地。许多政治学者都会赞赏说，欧洲国家设立共管地，体现出务实、理性、妥协的政治智慧。遗憾的是，他们对一千年前的宋辽“两属地”却甚少注意，以致对于大众而言，宋辽“两属地”无疑是一种“冷知识”。
生活在宋辽“两属地”的居民，叫作“两属户”，有点类似于现代国家中那些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当然，国籍是民族国家的概念，宋朝那时候，似乎还没有国籍的观念。不过，许多历史学者也相信，宋代中国已经发展出近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在与辽朝的外交关系论述中，疆界、领土、国使、条约等概念已经清晰地出现。所以将“两属户”理解成具有双重国籍的居民，也不算荒谬。
北宋时代的“两属地”“两属户”，其实是五代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五代时，王朝频繁更替，割据政权并立，后晋向大辽割让燕云地区，容城、归义两县也在割让范围内。后周又收复容城县南境与归义县南境，并设立雄州，统辖容城、归义两县。赵宋立国后继承了这一政治遗产，在雄州拒马河与辽朝对峙。
辽朝也在拒马河之北重置归义、容城两县，侨借涿州新城为治所。于是在拒马河两岸出现了两个归义县、两个容城县。河北岸的容城县与归义县归辽朝实际控制，河南岸的容城县与归义县归宋朝实际控制。但双方都宣称对完整的容城县与归义县拥有主权，有点“燕云只有一个容城县、一个归义县；拒马河两岸同属容城、归义”的意思。
宋辽相互征伐多年，一方要北伐，收复燕云故土；一方要南征，抢回雄州失地、进而问鼎中原，各有胜负，相峙不下，最后双方终于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遂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订立“澶渊之盟”，以拒马河为界，河之北疆土归辽朝，河之南疆土归宋朝。同时承认既成事实，将拒马河两边划为缓冲区，默认为“两属地”。南岸“两属地”的范围，大致为拒马河以南、雄州城以北宽约四十余里的狭长地带。北岸“两属地”的情况，由于史料匮乏，今人了解极有限，想来应该是涿州新城以南、拒马河以北的狭长地带。
生活在“两属地”的“两属户”，需要同时向宋朝与辽朝纳税（宋太宗已蠲免了雄州“两属户”的赋税，后来宋政府考虑到“两属户”如果只向辽朝输税，久之恐怕只会对大辽产生国家认同，于是又象征性地向“两属户”征收“马椿火牛草”），并为两边政府服差役，所以又称“两输户”。
◎ 宋代刘履中《田畯醉归图》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宋政府对拒马河南岸的“两属户”做出种种限制，比如禁止他们与辽人结婚；剥夺他们与赵氏宗室联姻的权利；不准他们私自出本州界，违者判处徒刑。辽政府对“两属户”的政策不详，想来应该差不多。
也许我们可以想象：“两属户”要缴纳双重赋税，服两份差役，人身自由又受到诸多限制，他们的生活状态一定很差劲吧？一定有许多人想努力摆脱“两属户”的身份吧？然而，事实与我们的想象恰恰相反，雄州“两属户”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两属户”人口也迅速增加——这说明很多人愿意成为“两属户”。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两属地”的性质使得当地的政府与治理形成了一种比较奇特的竞争性。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宋徽宗时，雄州发生灾荒，“两属户”请求雄州政府蠲免税收，雄州政府没有答应。邻近的瀛州太守王汉之得知后，将雄州官员痛骂了一番：“雄州规小利，失大体。万一契丹蠲之，为朝廷羞。”这个故事透露出一个信息：宋政府与辽政府在“两属地”是暗暗较劲儿的——看谁对“两属户”表现得更优恤。“两属地”发生了灾荒，一方政府宣布蠲免赋税，另一方政府如果没有跟上，就会觉得羞耻，会让“两属户”失望，也会被对方政府取笑。
因此，宋辽政府对“两属地”居民的赈恤通常都是争先恐后的。如熙宁九年（1076）三月，雄州政府向朝廷报告：“全属南与两属人户并缘边州军，累值灾伤，物价腾踊，民甚饥窘。乞拨军粮二三万石与常平谷，减价，以日计口数，粜与归信（宋境的归义县后更名为归信县）、容城两县全属南及两属人户。”朝廷立即批准了雄州政府的请求，下诏拨军粮三万石及常平仓储粮、封桩银给雄州政府支配，减价粜给容城县、归义县的全体居民，包括“全属南户”与“两属户”。
同年下半年，辽朝政府也宣布赈济“两属户”。宋朝得悉这一消息后，给沿边政府下发一道批示：“北人忽尔逾常，饭恤两属之民，意必别有所在。可严责雄州及缘边安抚司，委刺事人钩测其端以闻。”要求雄州等沿边政府密切留意辽朝政府的举动，千万不要让辽政府抢走民心。
次年，即熙宁十年（1077），雄州政府发现辽政府召集“两属地”五十八村的首领，以及逃移归业的“两属户”一百五十四户，宣布给予赈贷。雄州政府一面致信辽朝涿州政府，抗议“官吏赈贷”。一面火速报告朝廷。宋廷批示：“雄州体量上件所贷民户，如委阙食，相度具当如何赈济以闻。”随后，雄州政府免掉了“两属户”的赋税，并向他们“赈济米豆”。
◎ 宋代赵伯骕《番骑猎归图》
正是因为宋辽两朝对“两属地”的治理存在这种奇特的竞争性，雄州政府偶尔拒绝蠲免“两属户”税收，才会被瀛州太守王汉之视为是“规小利，失大体”“为朝廷羞”的蠢事。
雄州“两属地”的政治竞争性，不单表现为两边政府竞相赈恤“两属户”，而且，当一边政府过度役使“两属户”、导致当地社会秩序受到破坏时，另一边的政府还会致函对方，表达抗议。如熙宁九年，辽朝政府在“两属地”的费家庄六村抽壮丁六十人，置弓箭手。雄州政府即“移文涿州诘问”。
还有一次，由于“辽人刺两属民为兵，民不堪其辱”，许多居民都弃家投奔雄州城，“有大姓举族南徙，慕而来者至二万”。当时的雄州太守张利一马上发粮赈恤难民，同时移牒诘问涿州，自此之后，辽人遂“不敢复刺”雄州“两属户”服兵役。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两属地”的政治竞争性，让“两属户”多了一项选择权——尽管他们不能如同现代民主制下的公民那样用手投票选举政府（民主选举制实际上就是一种竞争性政治，西方政党政治中，政党为讨好选民，往往都会承诺减税、增加福利，以致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却可以“用脚投票”选择政府。当辽朝政府虐待他们时，他们就选择投奔宋朝政府。反之亦然。
来看一个例子吧。元丰二年（1079）三月，“雄州两属户避北界差夫及科柱木修琢州城，各携家属来，近本州并关城居止”。神宗指示说：“两属户避役逃移，不免失所，其给口食赈恤。候北界移役少息，谕令复业。”
这时候，辽朝琢州也致函宋朝雄州，表达抗议：“南界县官以兵马遮约，不令应役，请速遣回。”雄州政府既没有依辽朝政府的要求即刻遣返难民——这么做显然不合人道主义；也没有将这些难民纳为全属南居民——这么做将造成宋辽关系的紧张化。而是根据枢密院的指令，采取折中做法：出榜安慰逃难的“两属户”：“不可远弃家产，候北界差科稍息，有人招呼，各归复业。”
一千年前，宋辽两朝在订立和平协约之后，承认现状，将边境一部分地带划为“两属地”，由此形成了一种竞争性的治理秩序，这种竞争性的治理让“两属户”获益，因此“两属户”才会越来越多。宋人（当然也包括辽人）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我觉得不差于现代欧美国家在边境设立“共管地”的务实做法。
唐宋时期发生的“罢市”
我曾经以为“罢市”之类的剧烈抗争，是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实则是，中国早在先秦，《管子》中已有“罢市”的记录，不过这里的“罢市”乃是指停止经营，并未包含商民以此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