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

但商民出于抗争之目的而发起的罢市，至迟在唐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了。
“安史之乱”后，唐德宗年间，朝廷由于长年与藩镇交兵，国库日渐空虚，以致连军费都快掏不出来了。怎么办？当时的宰相卢杞与度支使（财政部长）赵赞等人一合计，觉得“货泉所聚，在于富商”，那些富商太有钱了，现在国家有难，不找他们找谁？于是乎，大唐的官府派出京兆尹、长安尉等官，带人去找长安的商人，名义上叫作“借钱”，实际上就是抢劫。史书便是将这次“借钱”比拟为“抢劫”：“京师嚣然，如被盗贼”。大唐官员公然“搜人财货”，哪个敢说半个“不”，便抓起来拷打，有人因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一番搜刮下来，官府总共才“借”到八十八万贯，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可见唐时长安的商人实在不怎么富有——官府又要求凡典当交易、粟麦粜卖，必须缴纳税率为25%的附加税。
面对官府的这般盘剥，自缢自然是没有什么用的，长安的商家终于做出了集体性的抗争——全城罢市，还“相率千万众邀宰相于道诉之”，将宰相卢杞卢大人请到路上控诉，卢杞控制不住局面，只好“疾驱而归”。事情最后惊动了皇帝，德宗迫于民间压力，不得不下诏制止官府的“借钱”、加税。
北宋初年，京师汴梁也发生过一次罢市，罢市的原因还是官府的勒索。宋时，官府要向商铺采购“官物”，有些商人因为贪图官钱，便在跟官府交易的时候报高价钱，当然，这个虚报的价钱也不可能高到诸如“一盏吊灯1200万”的天价，但毕竟违反了当时的法规。有个叫作史珪的马步军都军头（类似于刑警队长），品性“粗暴无识，妄恣威福”，暗中叫人到市场上调查，记下那些跟官府有过交易的商铺，然后上门抓人，说他们“欺罔官钱”，要么接受罚款，要么送上衙门。汴梁商人忍无可忍，发起罢市，“廛市之间，列肆尽闭”。宋太祖得悉此事，下了一道诏书，表明朝廷对之前曾有虚报价钱行为的商家，将既往不咎，“特与免罪，不许论讼，如是有人更敢言告，以其罪罪之”。总算堵住了史珪之流的生财之道。
◎ 明代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上的市集
北宋末年的徽宗朝，这是宋代比较昏暗的时期，长安也罢市了。其时得宠的宦官童贯宣抚陕西，有“便宜行事”之权，他看到长安物价腾贵、钱币贬值，便有心要平抑物价，“欲力平之”——以我们的经验，大概可以判断童贯这么做是为了捞取政绩。下面掌管财政、赋税、贸易的官员（计司）“承望风旨”，觉得这是讨好童大人的大好机会，于是主动出来降服物价。但他们又没有学过经济学，只知道迷信权力的力量，想出来的招数是出台规定，要求各商铺“取市价率减什四”，即一律降价40%，“违者重置于法”。结果，“民至罢市”。
◎ 南宋佚名《西湖清趣图》上的临安市井
作为商民表达利益诉求之行动的罢市出现在唐宋之际，我不认为是偶然的历史现象，从中我们可以找出一正一反两大历史成因。
“正”的因素是市民阶层的形成、商人力量的增长。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束缚市场发育的坊市制逐渐瓦解，开始生成市民阶层。到了宋代，市民——“坊郭户”列为法定户名，预示着市民阶层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亮相历史舞台，而且，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促使宋代的商人力量不断成长，作为商人组织的行会便是出现于唐而壮大于宋。唐宋时期的行会又叫作“团行”，“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上面几次罢市的具体动员、组织过程，史料语焉不清，不过我想，团行应该在其中发挥了发起或联结的作用。
“反”的因素是官府或官员对商民的压迫。不管是中唐的长安罢市，还是北宋初年的汴梁罢市、北宋末年的长安罢市，其直接的诱因都是因为商人不堪忍受权力的勒索或压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传统社会，尽管已经出现了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不断壮大的商人群体、涵盖各行业的行会组织，不过社会结构还是表现为国家权力独大的结构，商人许多时候难免沦为权力盘剥的对象。倘若商民力量弱小而分散，也就罢了，受了盘剥大概只能忍气吞声；但唐宋之际，市民阶层、商人群体毕竟已经成长起来，并且有了联合彼此的行会组织，当他们受到难以容忍的压迫时，就容易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相抗争，包括罢市。
所以，对于唐宋之际的罢市，从乐观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进步的因素，那就是商民组织能力与利益表达意识的成长。但如果换一个稍为悲观的角度，则会看到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权力的独大与官府的强制。从这个思路出发，官府对付罢市现象，大概也有两种法子。
一种是，无视社会进步的因素，迷信权力的力量，立法严禁商民罢市。比如清代，对“借事聚众、罢市、罢考、殴官等事”，都立法严禁、严惩，按照《大清律例》，“纠众罢市辱官者”，“俱照光棍例治罪”。但有清一代，罢市、罢工都时有发生，禁而不绝。
另一种法子是，正视社会进步的因素，给予已经成长起来的商人组织、市民组织更加理性的利益表达、利益谈判渠道。毕竟，对于商民而言，罢市虽说是为了维护商人群体的利益，但罢市的过程却是自我损失的过程，若非万不得已，谁愿意跟自己过不去？
宋朝书展：免费观书，茶酒招待
无意间发现，国内几个重要的书展，时间都集中在盛夏时节，如香港书展通常都在7月份开幕，上海书展基本上都是选择8月份举行，广州南国书香节的开幕日为每年8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则是9月份开展。我不知道这样的时间安排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向兴起于宋代的“图书展览会”致敬。
什么？宋代也有图书展览会吗？是的。只不过那时候不叫“书展”，而是叫作“曝书会”。所谓“曝书”，顾名思义，就是将书籍搬出来晾晒。以前，不管是公家藏书，还是私人藏书，为了除湿防霉、驱虫防蛀，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前后都要曝书，汉代的生活指南书《四民月令》已有曝书活动的记载：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习俗然也”。这种曝书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宋代，北宋的司马光是一位大藏书家，在自家园林“独乐园”中修建了一间“读书堂”，藏书一万余卷。这么多的藏书都保存得非常好，如同新书，原因就是司马光懂得曝书：“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尝谓其子公休曰：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
但是，这类曝书活动只不过是藏书史上的小枝末节而已，自然不值得我们专门写文章来介绍它。还好，宋朝人的曝书习俗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变迁：从技术性的曝书发展出制度性的“曝书会”。会，即文人学士的聚会。曝书会，就是由曝书活动引发出来的文人雅集。原来，宋朝的皇家图书馆（秘书省。准确地说，是国家图书馆）在曝书期间，晾晒的藏书都对词臣学士开放，词臣学士都可以到曝书之所，观摩皇家藏书及其他珍贵藏品，一饱眼福。皇室又准备了茶水果品款待观书的词臣学士，为他们摆酒设宴。可以说，宋朝的曝书会，出于防霉防蛀之需的“曝书”已不是活动的重点，让词臣学士有机会一览皇家藏书的“会”才是其意义之所在。这样的曝书会，显然就有点像“图书展览会”了。
宋朝的“图书展览会”也并非只于七月初七举行一天，而是持续两三个月之长。北宋时，“秘省所藏书画，岁一曝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罢”，皇家“书展”的时间长达三个月；南宋绍兴年间，秘书省言：“本省年例人夏曝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则可知南宋的曝书会是持续两个月。我们阅读这些文献记载，可不要被“曝”“曝晒”之类的字眼迷糊了眼睛，以为史料是说图书要晾晒两三个月。其实，文献告诉我们的真实信息是，宋朝的“图书展览会”通常从五月初一开幕，持续至七月或八月。
◎ 宋版书
根据宋人的记述，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宋朝曝书会的诸多细节：“秘阁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东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西壁亦如之；东南壁设祖宗御书，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后设古器琴砚。道山尚堂并后轩、著庭皆设图画。开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分吏人守视。早食五品，午会茶果，晚食七品。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
也就是说，宋朝“图书展览会”展出的不仅仅是藏书，还有古器、琴、砚、图画等皇家名贵藏品，所有的展品都分门别类，陈列有序；同时开放皇家藏书库，允许参加曝书会的人入内观览。皇家还免费提供早点、午点与晚餐，以示对国家优秀学者的优抚。所有与会之人都获赠朝廷刊印的《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有资格与会但因故未能参加的官员，也可以获赠《秘阁》《石渠碑》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