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

宋政府还在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又在蕃商集中居住的城市修建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数百年后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向清朝的乾隆皇帝提出的通商请求，完全没有超过宋代已经施行的开放政策。
因为开放与重商，宋代的海上贸易非常发达；同时，又由于大海茫茫，风云莫测，海盗出没，航海的商人不能不祈求于神灵庇佑。虔诚的海神信仰因此应运而生。按记录妈祖神迹的最早文献——宋代《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的记载，宋人修建“顺济庙”（妈祖庙），便是为了感恩妈祖救难护航、祈求妈祖庇佑平安：“（妈祖）其应如响，故商舶尤借以指南，得吉卜而济，虽怒涛汹涌，舟亦无恙。”
◎ 元代王振鹏《江山胜览图》中的商船出海图景
成书于明代的《天妃显圣录》也收录了多则妈祖护航的传说，其中一则说：北宋年间，“季春有商三宝者，满装异货，要通外国，舟泊洲前。”起航前祈祝：“神（指妈祖）有灵，此香为证：愿显示征应，俾水道安康，大获赀利，归即大立规模，以答神功。”后海商“泛舟海上，或遇风涛危急，拈香仰祝，咸昭然护庇。越三载，回航全安”。
宋代帝王敕封妈祖，也多为表彰妈祖护航之功。如宣和五年（1123），宋徽宗赐莆田县神女祠“顺济”匾额，“顺济”二字即是庇佑航海之意。宋朝敕封妈祖的次数至少有14次，其中8次敕封与妈祖护航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朝廷对妈祖的敕封，恰恰是王朝政府对于海上贸易的支持度的反映。敕封次数越多，显示政府对海上贸易越重视；相反，如果很少敕封或干脆不敕封，则表示政府不在乎海上贸易。我们来看明代，可以确证的敕封妈祖只有一次，即永乐年间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这次敕封的背景正好是郑和下西洋，“时太监郑和使古里、满剌加诸番国还，言神多感应，故有是命”。之后明廷对妈祖再无敕封之举，尽管明代民间的妈祖信仰更为普遍。民间信仰与官方态度的背离，实际上跟明代政府不重视海上贸易、民间海上走私繁剧的社会现实是相契合的。而在清初三十五年间，朝廷厉行海禁，也未有对妈祖进行任何敕封。
从空间维度来看，妈祖信仰在莆田出现，也并非无缘无故。宋代的泉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空间起点。莆田邻近泉州，共享湄洲湾，北宋前期，莆田县还一度隶属于泉州。所以说妈祖是泉州人也无不妥。泉州是宋代的港口城市，南宋时更成为最为繁荣的第一大港，每年的海上贸易额远超其他港口。
南宋末咸淳年间到过泉州的意大利商人雅各，在他的手记《光明之城》中这么描述泉州港的繁盛：“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甚至比辛迦兰还大，商船从中国海进入到这里。……每年有几千艘载着胡椒的巨船在这儿装卸，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国家的船只，装载着其他的货物。就在我们抵达的那天，江面上至少有15000艘船，有的来自阿拉伯，有的来自大印度，有的来自锡兰，有的来自小爪哇，还有的来自北方很远的国家，如北方的鞑靼，以及来自我们国家的和来自法兰克其他王国的船只。”有一句宋诗用“涨海声中万国商”来形容泉州港，并不是虚言。
邻近泉州的莆田本身也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城市，清代《湄洲志》载：“宋绍兴二十七年秋，莆田东五里许有水市，诸舶所聚，曰‘白湖’。”白湖为宋代莆田的一大港口。莆田的“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牟利于他郡、外番”。海商的足迹遍及南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他们扬帆出洋之时，要祭拜海神，祈求保佑。南宋诗人赵师侠游莆田，留有一首《诉衷情》小词，其中便写道：“茫茫云海浩无边，天与水相连。舳舻万里来往，有祷必安全。”
莆田人的妈祖信仰就是随着海商的足迹而扩展开来的。北宋时期，妈祖信仰还只是以湄州岛祖庙为中心，集中在湄州湾沿岸；然后沿海岸与港口传播，到南宋时，“妃祠遍于莆，凡大墟市、小聚落有之”；南宋后期至元代，泉州、宁波、杭州、广州乃至北方的烟台、天津等港口，都出现了妈祖庙，“神之祠不独盛于莆，闽、广、江浙、淮甸皆祠也”；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以及明清的民间海商，更是将妈祖信仰带到海外诸蕃国，如马六甲的青云亭、槟城的广福宫、吉兰丹的兴安宫，都是明清商民兴建的妈祖庙。但凡中国商船所到之处，都会播下妈祖信仰的香火，从朝鲜半岛到日本列岛，再到南洋群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诸多国家，都有供奉妈祖的神庙。
妈祖是中国人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保护神，也是中国大航海历史的见证人。一些西方的学者以及中国的学者都将人类文明区分为海洋文明（蓝色文明）与内陆文明（黄色文明）：“西方文化是冒险的、扩张的、开放的、斗争的，这一切都孕育于他们的海洋文化；而东方文化是保守的、苟安的、封闭的、忍耐的，其原因在于东方文化孕育于内陆文化。”（王文洪《论黑格尔的海洋文化观》）这显然是对华夏文明的偏见，或者干脆说就是无知。作为一个在1000年前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诞生了妈祖—海神信仰的民族，开放的海洋文明内在于华夏历史与传统之中。
宋朝的房地产市场有多火？
历史上，房地产市场最为活跃的时代，我看非两宋时期莫属。当时的房地产换手率极高：“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为满足频繁的房地产交易，宋朝城市满大街都是房地产中介，叫作“庄宅牙人”。而频繁的换手率也意味着房子不愁卖不出去，因而宋朝的放贷机构很欢迎不动产抵押贷款，而在商业低迷的明代前期，当铺便倾向于拒绝不动产抵押。
为什么宋朝的房地产市场这么活跃？不必奇怪，因为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化方兴未艾，人口流动频繁，跟今天的趋势一样，宋人发迹后也喜欢往大城市挤，南宋的洪迈观察到，“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而一个人从农村搬到城市，首先必须解决的第一件事就是有个落脚、栖身之所，或购房，或租房，于是便催生了一个火爆的房地产市场。
据包伟民先生的估算，北宋后期，汴京市区的人口密度约为12000-13000人/平方公里（单位下同）；南宋淳祐年间，临安府市区内的人口密度约为21000，咸淳年间，甚至可能达到35000。这是什么概念，今天纽约、伦敦、巴黎、香港的人口密度大致在8500以下，东京都与广州市区的人口密度为13000，北京约为14000。换言之，宋代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居然超过了今天的国际大都市。
◎ 宋代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上的民居之一
◎ 宋代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上的民居之二
如此之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势必导致大城市的商品房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形态，房屋的销售价与租赁价越推越高，北宋前期，汴京的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一户普通人家的住房，叫价1300贯；而到了北宋末，京师豪宅的价格更是狂涨至数十万贯，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少说也得5000万元以上。难怪宋人要感慨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
◎ 宋代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上的民居之三
◎ 宋代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上的民居之四
租房族
由于首都房价太高，宋政府又没有为所有京官提供官邸，所以许多宋朝官员都买不起京师的房子，只好当了“租房一族”，这有北宋名臣韩琦的话为证：“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
如果我们去翻宋诗，便会发现，不止一位当官的宋朝诗人在诗中感叹租房过日子的生活。欧阳修官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相当于最高立法机关第一负责人兼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还是只能在开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简陋，他曾写诗发牢骚：“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这套破旧的古屋，每逢下大雨就浸水。
当过御史中丞（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委书记）的苏辙，也是在京师买不起房子，一直住在出租屋，为此他多次在诗中自嘲：“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他的朋友李廌乔迁新宅，苏辙写诗相贺，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羡慕嫉妒恨”：“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儿孙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寿八十知已难，从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直到晚年，苏辙才在二线城市许州盖了三间新房，喜难自禁，又写了一首诗：“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
苏辙的哥哥苏轼门下有四弟子：秦观、张耒、黄庭坚、晁补之，人称“苏门四学士”，他们都在汴京租房子，其中晁补之与张耒同居馆职，同在城南僦舍，毗邻而居，两人经常诗酒唱酬，后来张耒在一首送给晁补之的诗中回忆说：“昔者与兄城南邻，未省一日不相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