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

另一种情况是，你已入籍京城，自然就是合法的“科考移民”了。在宋代，要取得京城户口并不太难，只要你在开封府购置有田产——这意味你要向开封府缴纳二税，开封府要给你编户——便可取得京师户籍（“北漂”已哭晕在厕所）。为什么上面提到的那个王济非要冒充成他哥哥的儿子？原因就在这里。王济冒籍事件暴露后，宋朝收紧了“科考移民”政策，要求必须取得京城户口七年，并常居于此的士子，才有资质参加开封府的发解试。
还有一种情况，即使你在开封府并无产业，但父祖的坟墓在那里，也可视同已取得京城户籍。
宋朝对“科考移民”的有限放开，也让不少士子有了机会钻政策空子，导致宋代科举考试中冒籍现象相当严重，比如家有资产的士子，往往“旋置田土，贯户取解”。但尽管如此，我们还得承认，宋朝从北宋初期严禁“异地科考”，到后来有限度承认“科考移民”，毕竟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在一个充满流动性的社会，政府的决策，应当是适应这种流动性，而不是对抗它。
为什么宋朝保留了特赦制度？
宋朝是赦免制度最活跃的时代
不管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东方的中国，“赦免权”作为国家元首的一项特权，少说也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西方的赦免制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3年古希腊颁布的赦免法令。而成书于周代的《易经》，也明确表明至迟在西周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赦免罪罚的做法：“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自汉代起，赦免开始成为一项正式的国家制度。到了宋代，国家的赦宥活动达至鼎盛状态，据晚清法学家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的统计，两宋时期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大赦。若论君主的降赦数量，历代王朝未有超过宋代者。宋廷还将三年一次的“郊祀大赦”确立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也是其他王朝所未有的。
宋朝的赦降名目多样，有大赦、郊赦、曲赦、别赦、德音、录囚，等等。我们不妨将其归纳为两大类：大赦与特赦。特赦是只对某一地区或某一类人有效的罪罚赦免。大赦则是普遍性的赦免，即所谓的“大赦天下”。每有大赦，宋朝都要郑重其事地举行一场盛大、热闹的下赦典礼，来看《东京梦华录》“下赦条”的记载：
“车驾登宣德楼。楼前立大旗数口，内一口大者，与宣德楼齐，谓之‘盖天旗’。旗立御路中心不动。次一口稍小，随驾立，谓之‘次黄龙’。青城、太庙，随逐立之，俗亦呼为‘盖天旗’。亦设宫架、乐作。须臾，击柝之声，旋立鸡竿，约高十数丈，竿尖有一大木盘，上有金鸡，口衔红幡子，书‘皇帝万岁’字。盘底有彩索四条垂下，有四红巾者，争先缘索而上，捷得金鸡红幡，则山呼谢恩讫。（宣德）楼上以红绵索通门下一彩楼，上有金凤衔赦而下，至彩楼上，而通事舍人得赦宣读。开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楼前，罪人皆绯缝黄布衫，狱吏皆簪花鲜洁。闻鼓声，疏枷放去，各山呼谢恩讫。楼下钧容直乐作，杂剧舞旋，御龙直装神鬼，斫真刀倬刀，楼上百官赐茶酒，诸班直呈拽马队，六军归营。至日晡时，礼毕。”
皇恩大赦无疑是一件特庄重、严肃的事情，不过我们不难发现，宋朝的降赦过程充满了娱乐精神，宣赦的前后都穿插着精彩的杂技、杂剧、音乐、武术表演。这么安排当然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市民观看，以便将降赦的宣传效果快速扩散开来。宣德楼宣赦之后，皇帝的赦书会抄录多份，快递到各个州县，然后在各市镇乡村的粉墙上公布，晓示天下人。
士大夫对皇恩大赦颇有微词
宋朝君主几乎都有“大赦天下”的偏好，但宋代士大夫对皇帝的频繁降赦一直颇有微词，许多知名的大臣都上书反对过皇恩大赦：
北宋景祐元年（1034），侍御史庞籍上书说：“赦者，政教之大患，不可常用。何以明之？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也；被苦者抑之，未必无怨也。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复恶，故以为政教之大患也。”
至和二年（1055），知谏院范镇亦上书反对皇帝一年数赦：“臣闻古人有言曰，一岁再赦，好人喑哑。此言赦之惠奸而无益于治道，不可数者也。……京师及畿辅岁一赦，而去岁再赦，今岁三赦。……好人良善也，数赦尚犹喑哑；蚩蚩愚民，其不狃而为奸且盗者，无几矣！”
数年后的嘉祐六年（1061），另一位知谏院司马光也给皇帝上书：“臣窃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国家之善政也。……无辜则赦，有罪则诛，使久系之人，一朝而决，故能消释沴气，迎致太和。非谓不问是非，一切纵之也。”
◎ 南宋《孝经图》局部
这几位名臣上书抗议皇帝降赦的故事，都发生在宋仁宗朝。因为仁宗是一名生性仁厚的君主，老是担心有人含冤受屈，所以宁纵毋枉，降赦比较频仍。他在位四十余年，降赦至少有一百次，其中大赦为二十二次。怪不得要引来司马光等大臣的不满。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宰相王安石也反对过赦降，当年天大旱，神宗皇帝心中不安，“欲降赦”。在此之前，神宗已经一年之内颁过两回赦书。这一回王安石说什么也不同意皇帝再大赦天下了，他告诉皇帝：“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欤？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非所以弭灾也。”在王安石的阻挡下，宋神宗只好停止下诏大赦。
南宋士大夫洪迈也认为“多赦长恶”：“绍熙甲寅岁至于四赦，凶盗杀人一切不死，惠好长恶，何补于治哉？”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婺州富人卢助教，一日到租佃其田地的佃户家收租，被佃户一家用极残忍的手段杀死。杀人的凶犯当然被判了死刑，却遇上“赦恩获免”，获释之后，竟然“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杀人凶手这么嚣张，真是对赦免制度的一大讽刺。
不过，请注意，宋朝士大夫并不是反对赦免制度本身，而是抗议君主不加节制地颁发赦免令，以及抗议那种“不问是非，一切纵之”的大赦天下。
赦免制度可“济法治之穷”
实际上，尽管宋朝皇帝的降赦行为备受争议，但终宋一代，没有一个君主会考虑废除了赦免制。即便在今天的西方，所有的文明国家也都保留了大赦与特赦制度，将赦免权视为是国家元首或最高立法机关的当然特权。显然，赦免制度虽是“政教之大患，不可常用”，却有不可不用的正面意义。
赦免制度首先是仁政的体现，这个“仁政”也可以换成现代的概念：“人道主义”。挪威汉学家白肯干脆将传统中国的赦免制度称为“法律中的仁慈制度”，并指出“这种非同凡响的仁慈制度在宋代达到了顶峰”。
而宋代赦免制度之所以高度活跃，又跟宋王朝的立国精神息息相关。《宋史》的编撰者认为，“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正如苛严刻薄的秦始皇“事皆决于法”，对于恩赦极不以为然，“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宽仁的宋代君王则倾向于“钦恤庶狱，务在于宽”。在这种治国理念下，赦降便会成为君主的优先选项与习惯性选择。
其次，赦免制度可以发挥“济法治之穷”的功效。宋王朝其实是一个讲求法治的朝代，宋人自己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大小，一听于法”。看起来似乎跟秦王朝的“事皆决于法”高度相似。但宋人又明白，“一听于法”尽管是很经济的治理方式，但再完备的立法，再严谨的司法，都可能存在漏洞，这个时候，往往就需要超然于法外的赦免制度来补救。
让我举一个例子吧。宋仁宗时，开封府向皇上报告了一个案子：“有民冯怀信，尝放火，其妻力劝止之。他日，又令盗摘邻家果，不从，而胁以刃，妻惧，告夫。”按传统立法，妻子检控丈夫的罪行，要受到法律惩罚。这一法律条文本意是为维护夫妇恩义，使亲亲得相容隐，赵宋立国，也继承了这一立法精神。但是，如果严格按这法条裁决，有时候又会严重违背情理。比如开封府这个案子，“准律，告夫死罪当流，而怀信乃同日全免”。这样的判决完全以法律为准绳，但相信你会觉得荒唐。仁宗皇帝也是这么认为的：“此岂人情耶？”所以他动了君主的特赦特权，“乃诏怀信杖脊刺配广南牢城，其妻特释之”。
赦免制度的存在，还有利于培养国民的善——尽管在被滥用的情况下也可能会纵容恶。美国汉学家马伯良称：“特赦在宋代施行之广泛，远过于中国的任何朝代。它被认为是一种能够有效地感召罪犯，使其改过自新以回馈帝国之仁政的手段。”这个论断可以从宋神宗的一道赦书得到证实：“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国家发布赦免令的初衷，是让犯罪之人有机会“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
宋王朝的赦免制度设计
赦免制度当然可能会被滥用，而且从宋王朝的实践来看，也确实被滥用了，并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然而，如果你以为宋王朝的大赦天下就是“不问是非，一切纵之”，一古脑儿赦免所有罪人的所有罪行，即便是杀人放火的大罪都可以免于追究，那你就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