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

对藏匿被拐人口的交易中介，法律也会给予严惩：“其知情引领牙保，若藏匿被略诱者，依藏匿犯人法。”
那些被略卖的儿童、妇女，一经发现，即由官府解救出来，送回原来的家庭，如宋太宗时的一道立法规定：“验认到（被略卖）人口，便仰根问来处，牒送所属州府，付本家。仍令逐处粉壁晓示。”宋仁宗时，“湖南之人掠良人，逾岭卖为奴婢。周湛为广东提点刑狱，下令捉搦，及令自陈，得男女二千六百余人，还其家，而世少知之。”广南东路提刑官周湛破了一个大案子，解救出被拐人口2600余人，送他们回到各自的家庭。
政府出钱赎回被卖儿童
除了不合法的略卖、和诱人口犯罪之外，宋朝社会还存在一种无奈却合法的贩卖人口行为：贫困家庭由于无力抚养未成年人口，只好将自己的孩子卖掉。如《夷坚志》讲述的一则故事：北宋末，有一漂亮少妇，“在民家生二子，荆楚岁饥，贫不能自存，其夫鬻之于田氏为侍儿。”
如果按照今日某些“奥派”公知的说法，这叫作“儿童抚养权的流转”，应该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因为承认儿童抚养权可以自由转让，才可以杜绝拐卖儿童的黑市。
宋朝当然不可能像今日“奥派”公知那样懂许多经济学名词，不过其人文关怀却可以将“奥派”公知抛出一百条街。在宋朝人看来，因为贫穷而卖掉自己的孩子，尽管谈不上犯罪，却无疑是骨肉相离的人间悲剧，况且这些孩子一般都是被买去当奴婢、童工。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应该对此不闻不问，宋朝的举措是——动用公帑替那些贫困家庭赎回孩子。“赎买”的干预方式，也意味着宋朝默认这种人口交易为合法，只是非常不人道。
让我们来看几个事例：《宋史·太宗本纪》载，淳化二年（991）七月，太宗“诏陕西缘边诸州饥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赎之。”这件事在范仲淹的文章中也有记录：“臣闻淳化中，太宗皇帝以边户饥荒，多卖人口入蕃，颇悯恻之。特遣使以物货收赎，各还父母。”大中祥符三年（1010），宋真宗亦下诏：“前岁陕西民饥，有鬻子者，官为购赎还其家。”
由于许多被父母卖出去的儿童都被官府赎回，导致不少人家均不愿意再掏钱收养孩子，因为收养后被官府发现，又会被赎回去，尽管经济上或无损失，却白白浪费了工夫。明道元年（1032），便有臣僚向仁宗皇帝提议，应默许民间的人口交易：“比诏淮南民饥，有以男女雇人者，官为赎还之。今民间不敢雇佣人，而贫者或无自存，望听其便。”这里的“以男女雇人”，实际上就是将家中的孩子卖给有钱人家当奴婢，否则官府也没必要代为赎回。
宋仁宗尽管批准了这位臣僚的建议，但宋朝为贫者赎回被鬻子女的政策并未停止。庆历八年（1048），河北瀛、莫、恩、冀等州岁饥，民多鬻子，宋仁宗“赐瀛、莫、恩、冀缗钱二万，赎还饥民鬻子。”南宋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也有诏曰：“中都、平州及饥荒地并经契丹剽掠，有质卖妻子者，官为收赎。”
对于实际上被贩卖的宋朝儿童数目来说，宋朝的赎回政策可能是杯水车薪。但，官府出于仁者爱人之念，为贫困人家赎回无奈卖掉的孩子，无疑正是大宋文明的闪亮之处。我见闻有限，不知其他王朝是否也有类似的人道主义表现。
宋朝如何应对“高考移民”？
北宋天圣七年（1029），开封府查出一起“高考移民”案件，让许多官员都觉得荒谬。
在讲述这个“高考移民”案之前，我先说明宋朝“高考移民”指的是啥事情。说白了，就是士子冒籍参加科举考试。当然将科举比附成高考并不是很恰当，因为科举是国家录取政务官的制度，高考只是各高校录取新生的全国统一考试。不过，将科举时代的冒籍比拟成今人非常熟悉的“高考移民”（我们不妨仿造一个名词：“科考移民”），倒是可以让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冒籍科考是怎么回事。
宋代的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两级试：发解试与省试（殿试通常不黜落，只排定名次）。发解试通常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过发解试取得一个“解额”（相当于录取指标），才有资质参加省试。省试由尚书省的礼部主持，在京师举行，自然不存在“高考移民”的问题。所以，宋朝的“科考移民”行为都发生在发解试阶段。
宋朝根据当地人口规模、文化发展程度等因素，给各州郡分配解额，这个解额确定之后，一般就固定下来了，比如西北某州郡人口十万，解额是十余人；东南某州郡人口为二十万，解额是二三十人。实行这样的地区配额制，是为了让各州郡的士子都有机会通过科举被吸纳进官府，特别是文化落后地区的利益能获得保障。
但是，这种地区配额制也产生了另一种不公平：西北州郡的解额虽然只有十余人，但那里读书人口的比例很低，每届发解试的考生往往只有百人左右，也就是说，录取率超过10%；而东南州郡的解额虽说有二三十人，但每届考生多至二三千人之众，录取率只有1%。这个问题欧阳修已经发现了，他说：“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至东南十倍假借之矣。”因此，许多东南州郡的士子，为提高自己被录取的几率，便跑到西北州郡，冒用当地户籍参加发解试。
另外，开封府作为北宋首都，人口超过百万，参加发解试的士子之多，无疑居全国之冠：“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中央政府分配给首都的解额也最多，如宋神宗时，开封府的解额为100名。算下来，录取率还是高于东南州郡。
◎ 明代仇英摹宋画《村童闹学图》
而且，那时候开封府毫无疑问是全国文化中心，集中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在京师游学的士子，可以得到其他州郡无法比拟的优质教育，顺利通过发解试的机会也要大得多，用司马光的话来说，“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无数士子都跑到京城读书，并想尽办法参加开封府的发解试。司马光认为，这也是“人之常情，谁肯去此而就彼哉？”
不过中国历代科举考试，都要求士子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选拔试（发解试也是选拔试）。由于“科考移民”占挤了本籍士子的录取名额，常常会引发本籍士子的强烈抗议，因而历朝政府通常也禁止“异地科考”。赵宋立国未久，太祖赵匡胤便发布了一道关于科举考试的法令：“应天下贡举人，自今并于本贯州府取解，不得更称寄应。”这里的“寄应”，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异地科考”的意思。根据“于本贯州府取解”的立法，一名士子如果想在开封府参加发解试，需要先获得首都户口。
话说天圣七年，有一名叫作王济的庐州士子，为得到参加开封府发解试的机会，想破了脑袋。嘿，真让他想到一个法子——原来他的哥哥王修已在开封府祥符县购置了十八亩田产，有了首都户口。王济在申报户籍资料时，便将兄长王修登记成自己的父亲，这样便取得了在开封府参加考试的资格。还有一个叫王宇的外地人，也冒用了王修的户籍，将王济祖上三代登记成自己的祖宗。谁知开封府在核查应届士子的户籍材料时，很快就发现了王氏的造假，于是传为京城笑谈。还有人上书皇帝，要求实施更严厉的“异地科考”管制。
但是，假如宋朝想完全禁止“异地科考”，那将是极不现实的——除非宋王朝是一个静态、凝固如明朝初叶的社会。但宋代是一个允许自由迁徙、人口流动比较频繁的繁华时代，许多士子都游学于京师，或者跟随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早早就离开了家乡，你叫他们在发解试时必须千里迢迢跑回家乡应考，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因此，宋王朝在原则上要求发解试士子不得“寄应”的同时，也尊重现实，承认现状，允许大宋士子在几种情况下可以“异地科考”。我以北宋的三条立法为例来说明：
其一，大中祥符七年（1014）立法：“应进士并诸科举人等，今后除取本乡文解赴举外，如是显无户籍，及虽有籍已离本贯、难更往彼者，即许召曾经省试举人三人，或御试举人二人，或命官一员，保明行止。……许于开封府投纳、引验，便与收接，依例考试、发解，并于卷头分明开坐元本乡贯并寄应去处。”
其二，天圣七年（1029）立法：“举人如有户籍及七年以上、见居本处，即许投状；未及七年、不居本贯者，不在收接之限。”
其三，嘉祐三年（1058）立法：“奉诏再详定科场条制……（开封府）凡户贯及七年者，若无田舍而有祖、父坟者，并听。”
综合这几条法令，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你是宋朝士子，那么你还是有机会成为一名合法的“科考移民”的：
◎ 宋代佚名《殿试图》
一种情况是，你没有户籍，或者虽有户籍，但你已远离户籍所在地，难以返回，那么你可以寻求往届省试进士三人、或往届殿试进士二人、或朝廷命官一人作担保，便可取得在开封府参加发解试的资格。